贵阳市实施《贵州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办法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48号
《贵阳市实施〈贵州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办法》已经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７日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４日
贵阳市实施《贵州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贵州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政府组织实施辖区内的爱国卫生工作，实行分级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管理，社会监督。
爱国卫生工作以各区、县（市）城镇为主，实行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以治本为主；集中治理与经常治理相结合，以经常治理为主。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参加爱国卫生活动的义务；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进行劝阻、制止和检举的权利。
第二章 职责与管理
第五条 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统一领导，统筹协调辖区内的爱国卫生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居（村）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设立爱卫会或指定人员负责本辖区、本单位的爱国卫生日常工作。
第六条 爱卫会由同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组成，实行委员部门分工负责制。委员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
第七条 医院、疗养院、屠宰场、生物制品厂等单位产生的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混入生活垃圾。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公共卫生及卫生设施，不得在公共场所乱堆乱放、乱贴乱画、乱挖乱占、乱搭乱建、乱倒垃圾和污水。
任何人不得在公共场所和旅游区乱丢烟头、纸屑、果皮（核）、包装品等废弃物，不得随地吐痰和便溺。
第九条 在下列场所禁止吸烟，并设置明显的禁烟标志：
（一）影剧院、录像放映室、歌舞厅、图书馆、展览馆、体育馆等公共场所；
（二）车站、机场等的候车（机）室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
（三）学校、幼儿园的教室、活动室以及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
（四）医院病房、大中型商场、礼堂、大型会议室等场所；
（五）其他应当禁止吸烟的场所。
第十条 禁止生产、销售或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剧毒卫生除害药物。凡生产或销售卫生除害药物、器械，须获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产品应当标明批准文号、使用说明书及厂名、厂址、生产日期、有效期限和商标标记。
卫生除害毒饵必须有剧毒标记和鲜明的警戒色。
第三章 实施保障
第十一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爱国卫生工作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行目标管理，使卫生状况的改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十二条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投入，加强城乡特别是城市、旅游区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维护和管理。
第十三条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创建卫生城镇、卫生村寨和卫生先进单位的活动，提高城乡总体卫生水平。
第十四条 各区、县（市）应当有计划地建设健康教育专业网络；发挥宣传、文化、教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有关部门及团体的作用，开展全民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科学知识，提高群众的自我保健能力。
第十五条 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开展除四害（鼠、蚊、蝇、蟑螂）活动，减轻危害。城市应当将四害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之内。
第十六条 城区必须完善饮水净化设施，使水质达到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农村按照民办公助原则，多渠道筹集资金，逐步改良饮水条件。
城区普及水冲式公共厕所，大中型商场等公共场所应设置公用厕所；农村逐步改善厕所卫生条件，预防疾病传播。
第十七条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城镇居民住宅、院落和公共场所，应当建立并落实卫生责任制，保持和维护环境清洁卫生。
第四章 检查监督
第十八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专业监督与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社会监督制度。
各区、县（市）爱卫会通过监督检查和竞赛评比活动，督促辖区各部门开展爱国卫生工作。
爱卫会各委员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的检查监督。
第十九条 各区、县（市）爱卫会聘任专、兼职爱国卫生监督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居（村）民委员会可聘任专、兼职爱国卫生检查员。爱国卫生监督、检查证件由市人民政府统一制发。
第二十条 爱国卫生监督员和检查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佩戴标志，主动出示证件。
爱国卫生监督员执行公务时，有权索取与卫生有关的资料，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监督员对提供的资料有保守秘密的义务。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一条 对已获得爱国卫生荣誉称号的单位和个人，发现有弄虚作假或水平明显下降的，由授予荣誉称号的单位或上级爱卫会取消其荣誉称号。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由规定的执法部门进行处罚；规定的执法部门未依法处理的，市、区、县（市）爱卫会有权督促该部门依法处理；对拒不依法处理的部门，爱卫会可建议其上级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 爱国卫生执法人员进行罚款处罚时，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罚款上缴同级财政。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 拒绝、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贵阳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美国纠纷解决替代机制的新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武汉大学法学院 霍文丽 430072
纠纷解决替代机制又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普遍采用的英文缩写是ADR）起源于美国，是对诉讼之外的一系列纠纷解决程序的统称，主要包括协商、调解和仲裁三种基本类型。现如今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的面临着诉讼数量激增、诉讼费用高居不下、诉讼程序一再迟延的困境，ADR的产生对缓解这种紧张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以高诉讼率著称的美国，90%以上的纠纷都是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并且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纠纷解决体系，这对化解社会矛盾，定纷止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在我国，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开展，“法律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以前冷冷清清的人民法院，如今是门庭若市。人们将诉讼视为最为权威、公正的纠纷解决方式，遇事便对簿“公堂”，满以为这样就是拿起了法律武器捍卫了自己的权益，未免失之偏颇。诉讼的滥用只会导致有限诉讼资源的浪费，使法院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加剧自我本位和对抗心理，弱化宽容与协作的美德，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人类社会充满了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各种冲突具有不同的性质和轻重缓急，解决冲突和纠纷的方式应该也必然多样化，单一的诉讼模式根本不能满足现代法治的需要。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是美国ADR发展最为迅速、改革步伐最大的时期，1998年10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ADR法案》，进一步推动了其利用，并授权联邦地区法院制定具体实施细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下面将主要介绍美国纠纷解决替代机制晚近的几点新发展，希望能对我国的法律工作者有所启发。
一、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融合
1925年美国《联邦仲裁法案》通过以前，美国法院一直对纠纷解决替代机制持排斥态度，要么拒绝承认与执行其裁决，要么把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视为可任意撤消的。但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 “诉讼爆炸”、积案如山的巨大压力之后，法院清醒的认识到必须寻找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来分担诉讼的压力，实现纠纷的分流。因此一改对仲裁、调解等非诉讼方式的敌视态度，主动将它们与法院诉讼相结合，增强了法院对案件的宏观调控能力，还创设了“法院附设仲裁”、“调解—诉讼”、“早期的中立评估”、“小型审判”、“和解会议”和“聘请法官”等新颖多样又各具特色的纠纷解决程序。这些程序并非相互孤立，通常都是根据个案在法院的指导下穿插灵活运用。在美国许多地区，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在寻求司法救助之前，必须尝试ADR中的一种或多种解决方式，并把它作为提起诉讼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明尼苏达州法院规约的规定。
其中“法院附设仲裁”和“调解—诉讼”是被美国各地区法院普遍采用的两种形式。“法院附设仲裁”发展最为成熟，在宾夕法尼亚州，每年通过这种方式处理的案件多达35000件。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仲裁，大多是法院强制进行的，而不是根据当事人的仲裁协议而展开；所作裁决也不是终局性的，如密歇根州联邦地区法院规定，当事人中任何一方可以在裁决作出后的30天内向联邦地区法院起诉。法院在整个过程中积极参与，为其提供仲裁员名单，送达文书。“调解—诉讼”有点类似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法院调解，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国的法院调解完全出自当事人自觉自愿，在美国则大多是强制性的，如离婚、劳动纠纷和小额债务纠纷等。需要指明的是，这种强制仅限于参与的强制，而不是指当事人必须接受处理结果，也不意味着剥夺当事人的诉权。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综合运用，使得在美国只有不到5%的起诉案件真正进入审判程序，大大降低了诉讼成本，避免了冲突升级。
二、调解制度飞速发展
上世纪90年代调解在美国获得了飞速发展，数量成爆炸性增长，尤其在涉外案件中，且发展得更加专业化。甚至有人担心它会威胁到仲裁业的生存。调解制度如此火爆当然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调解以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维护需要长久维系的商业关系和人际关系；其次，调解更快捷，更简易，甚至干脆省去了某些调查取证及文字记录的工序；再次，在法律规范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调解不必局限于法律的条条框框，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适用的实体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和标准等，作出的结果更加符合商业惯例和道德标准。最后，调解更加私秘，结果的具体细节不被公开，更能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和商业秘密。
美国调解的大量使用还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在设立了“法院强制调解”制度的法院，法官会要求争议双方在进行诉讼之前首先利用调解解决争端，若调解不成，再行起诉。第二，仲裁机构也把调解看成是促进争端解决的工具之一，尝试着把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最初这是中国涉外仲裁机构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独特做法，现在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借鉴。美国仲裁协会（AAA）规定的标准仲裁模式中就包括调解—仲裁混合方式（mediation-arbitration hybrids）。AAA甚至用经济手段来刺激当事人使用调解，例如调解收取的费用十分低廉；又如若调解并没有完全解决争端，AAA将会把调解费用直接充入接下来在AAA进行的仲裁费用中，以减少当事人的开销。
三、ADR的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法律虽然给ADR制定出了合理的框架，但在实际操作中，仲裁员、居中调停者或第三人的专业经验、道德品质以及驾驭技巧显得尤为重要。美国最权威的非营利性仲裁服务机构美国仲裁协会（AAA），多年来不断尝试对仲裁员评选制度进行改革。过去AAA仲裁员名单中的人员大多是自愿的、非固定的、低回报的。他们有着不同的职业背景和教育背景，这使得仲裁员质量参差不齐。为改变这种状况，AAA大量减少了仲裁员的数量；提高了对法律从业经验的要求；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职业培训计划。在仲裁员的选择与评估过程中更多的听取了客户的意见。在分配案件时，根据其以往工作的法学领域、学术专长及熟悉的法律地域综合考虑，大大提高了其工作质量。
此外，这十几年来美国营利性的ADR服务机构、ADR咨询中心如雨后春笋，专业性的从业人数大幅增加，与老牌的仲裁、调解机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些公司下大力气对自己的律师、专长及成功案例进行广告宣传。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每个ADR机构不断完善自我，推陈出新。无形中也提高了ADR行业的整体水平。当然，竞争的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广大民众。
四、律师和当事人对ADR的态度大为改观
很多时候，律师常常被看成美国大片中的“英雄形象”，用尽全身解数在法庭上与对手唇枪舌战。这种品质也往往被其当事人所赞赏，乐意投入大把的钞票与“敌人”一决高低。所以长久以来，若律师向其顾客推荐使用非诉讼方式温和的解决矛盾，常常会被看成是懦弱无能的表现。这种传统观念使得ADR的普及率大打折扣。如今情况则大不相同，大量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ADR服务机构成立，一大批经过专业训练的拥有丰富ADR经验的律师涌现，使更多的律师或咨询机构敢于并乐于向顾客建议使用ADR。理由很充分，在美国使用ADR不但可以节省近65%的诉讼费用，还可以将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诉讼时间缩短至三、四个星期。此外当事人不会再为把案件交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代理人而担心，而是能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整个纠纷解决过程中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放弃打官司转而选择ADR的主要原因。
五、对我国的有益启示
美国纠纷解决替代机制的发展经历了长期实践摸索到逐步完善的曲折过程，长久以来奉行的以法院为中心而否定自力救济的经典法治理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现出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曾经极力推行以司法诉讼为社会调整之最高和最佳的美国，在面对“诉讼爆炸”的现实危机之时，最终采取了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替代和补充司法中心地位的应变措施，其影响波及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更加需要一个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来发展经济，“滥诉”和“好诉”只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吸收和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可以作到未雨绸缪，以免亡羊补牢之苦。儒家文化崇尚以和为贵、以和为美，以和为善。中国的调解制度古已有之，源远流长。3000多年前的西周奴隶社会已经在官府制度中专设调解官，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已建立起“乡官治事”的调解制度，把诉讼外的调解规定在乡、镇一级，此制度一直沿用至今。新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相当发达，具有宪法地位，在其鼎盛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年处理纠纷量是一审民事案件的17倍之多。但近几年由于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人员的流动性、复杂性不断加剧，基层调解停留在相对萧条的状态，利用率不高。为了摆脱这种状况，2002年9月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人民调解问题召开了全国性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作出了专门的司法解释，司法部制定了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的规章。这些举措说明了我国政府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高度重视。在未来的实践中，我们的司法部门还应勇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大胆创造纠纷解决的新形式；对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进行改革，使其从粗放性的、规范性较低的简单形态上升到法治层面上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管理培训，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当今世界的时代理念正在发生转变，从冷战走向协作，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之争走向双赢结局。小到一个家庭，大到国际社会，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交流与合作、尊重与宽容，这不仅仅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法治的进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恰恰迎合了这种时代理念，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参考文献：
1，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版
2，Stephen K. Huber and E. Wendy Trachte-Huber，International ADR in the 1990's: the Top Ten Developments，Houston Business& Tax Law Journal，2001
3，Hon.Richard A.Levie,Recent Trends i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Associates,LLC Washington,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