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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越国（边）境刍议

关键词：
偷越国（边）境 构成要件 边境制度 出入境许可 拟制国（边）界

内容简介：
偷越国（边）境是一种常见的违法犯罪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国（边）界，国（边）境，国（边）境制度具有不同的含义。偷越国（边）境的性质是违反我国国（边）境管理法规所确认和保护的出境许可制度、入境许可制度、指定口岸通行制度。
偷越国（边）境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可以分为四种，即未经出境许可；未经入境许可；不从指定口岸通行；不经过边防检查。符合其中任何一个或者多个表现的出入境行为，都是偷越国（边）境。
偷越国（边）界的构成要件，可以分为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四部分。实际越界不是构成要件，但是会产生法律后果。
偷越国（边）境是行为犯。边防检查一线可以看作法律的拟制国（边）界。在认定既遂的行为程度上，应当参考合法出入境的情况，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认定持伪假证接受检查、登上或即将登上出境的交通工具、事实入境等为行为既遂。

作者：刘建昆



偷越国（边）境刍议

“偷越国（边）境”一词作为法律术语，始见于我国1979年《刑法》的“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阐发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补充规定》，其第五条规定：“偷越国（边）境的，公安机关可以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单处或者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其后，1997年刑法继承了前法的用法，《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规定：“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由于世界各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不同，对于“偷越国(边)境”这种社会现象的称谓和表述也各不相同，有的称之为“偷渡”、“偷私渡”，也有的国家称之为“人口走私”，但大多数国家在正式的法律文本中大都用“偷渡”和“非法移民”这两个概念。我国实践中则常常使用“偷渡”一词。①
在我国有关行政法和刑法中，“偷越国（边）境”经常与“非法出入境”等相关概念混用；由于其视角不同，兼之法律规定相对简略，在对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认识上至今含混不清。主要包括一下几种看法：
1．偷越国（边）境行为，即指违反我国国（边）境管理法律法规，非法出入我国国（边）境的行为。②
2．偷越国（边）境，指违反出入国（边）境的管理法规，不经规定的口岸、关卡私自出入我国的国（边）境，或者未办理合法的手续，或者骗取出入境证件，经口岸、关卡蒙混出入我国国（边）境。偷越除了从陆地非法出入国（边）境外，还包括从海上或者空中偷渡。③
3．偷越国（边）境又称偷渡偷国（边）境，简称偷渡，是妨害社会秩序行为中妨害国（边）境管理的违法行为，指违反边境管理法规，不经批准，不持合法证件，不经指定对外口岸、地点，非法出入国（边）境的行为。①
4．不具有合法进入目的国（地区）权利（资格）的中国公民、外国公民或无国籍人，违反我国边检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持出入境证件，或持用伪假、他人、无效、骗取的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入我国国（边）境，扰乱出入境秩序的行为。②
以上表述内涵各自不同，其外延也有很大差距，都没有充分反映出该行为的法律特征。
要弄清什么是偷越国（边）境行为，必须清楚什么是国（边）境，因此，必须严格区分国（边）境与国（边）界的区别。在国际法学一般认为，国（边）境是指国家边界两侧的一定区域。③国界和边界，在国际法上是通用的概念，我国习惯上专称与港澳台的分界线为边界。④国（边）界是确定国家领土主权范围的重要概念，是一条划分一国领土与他国领土或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区域的线。在国际法上，陆地边界与海洋边界由于国际条约等规定不同，边界制度差异很大。
国（边）境制度则是保障边境地区及其各种活动的一系列法律规章和习惯做法。国（边）境制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来源：第一，国家的国内法律和政策，如国家制定的确保其边界安全的警戒巡逻制度、海关与卫生检疫制度、人员和货物的出入境制度等。第二，相邻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协定，维护其共同的边境地区，如边境秩序、边界和界标的维护、界水的利用、过境来往制度、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等。⑤
我国立法实践采用“偷越国（边）境”这一概念，而不是“偷越国（边）界”；并在刑法分则中纳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三节妨害国（边）境管理罪，正是充分考虑到这一问题，应该说是科学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里说的国（边）境，当然不是国（边）界，也不是国（边）界两侧的一定区域，而是特指国（边）境管理制度。对于偷越国（边）境的内涵和外延，乃至其他法律问题的理解差异，莫不源于此。因此，研究偷越国（边）境的，必须对我国现有的国（边）境制度①进行简要说明。
从我国现行的人员出入境制度看，最根本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的规定：
一．出入境许可制度。②无论是我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出入境都必须经过政府许可。又具体可分为出境许可制度和入境许可制度；该许可在文件上表现为出入境证件，包括各种护照，海员证等，以及入境签证。该制度主要国内法依据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③第二条“中国公民凭国务院主管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签发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出境、入境，无需办理签证。”第五条“中国公民因私事出境，向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公安机关提出申请，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外，都可以得到批准。公安机关对中国公民因私事出境的申请，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通知申请人。”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④第七条“外国人申请各项签证，应当提供有效护照，必要时提供有关证明。”第六条“外国人入境，应当向中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或者外交部授权的其他驻外机关申请办理签证。在特定情况下，依照国务院规定，外国人也可以向中国政府主管机关指定口岸的签证机关申请办理签证。”
二．指定口岸通行制度和边防检查制度。应该说，为了能够维护主权，出入境许可制度是所有制度的根基；而指定口岸通行制度和边防检查制度则是为了确保出落实，方便管理的必不可缺的手段，是附属的制度。这里包括两项内容：
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出入我国国境，必须从我国指定的对外开放口岸出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三条规定：“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必须从对外国人开放的或者指定的口岸通行，接受边防检查机关的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公民出境、入境，从对外开放的或者指定的口岸通行，接受边防检查机关的检查。”
出入境必须接受边防检查。边防检查的目的是“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便利出境、入境的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的通行”①其实际职责中虽职责较多，但是主要是检查出入境人员的许可情况，防范违法行为。②
在上述制度的框架下，我国颁布的许多法律法规，规范各类行为，对违反上述制度的种种行为进行打击处理。对偷越国（边）境的行为的行政和刑事制裁，便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的规定从语言表达上看过于笼统，没有确指；兼之我国国（边）境管理法规芜杂，但是从该行为属性来看，凡是出入境行为缺乏出境许可制度、入境许可制度及其派生的指定口岸通行制度和边防检查制度四个制度要件其中的任何一个或多个都是偷越国（边）境。这是其最本质的特征。任何列仅举该行为外在表现的定义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科学和严谨的。
至此，偷越国（边）境的概念本质应该清楚了，那就是行为人对于出入境许可制度的藐视。可以描述为：偷越国（边）境活动，是指一切故意违反我国关于出境许可制度、入境许可制度、指定口岸通行制度和边防检查制度，按照法律规定应予惩罚的行为。③
对偷越国（边）境的本质清楚认识，可以解决上长期困扰实践部门的大量问题。
一．可以合理涵盖该类违法的具体表现。
定居的人民，确定的领土，政府，主权，是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的四个要素。国家的出入境制度，与四个要素均密切相关，在性质上必然是是国家主权事项，属于中央事权，国家行为。①各国莫不对此加以特殊规定。但是在操作层面上，其性质仍然属于行政许可，即“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②与其相对应，出入境证件则属于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向申请人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件。
对于一切行政许可来说，都存在一下两种典型的违反许可制度的手段：
（一）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活动。
《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活动的一个特例是使用伪造、变造的证件从事活动。使用伪造、变造的证件在本质上就是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但是更具有欺骗性。同时，依牵连理论该行为同时可能涉及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或公文、印章。
（二）隐瞒欺骗贿赂取得许可。
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本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但是在许可实施过程中，各种非法行为也同时大行其道。《行政许可法》对此有明文规定：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述两类情形在偷越国（边）境实践中来看，都是大量存在的，但是却复杂的多。一项完整合法的出入境活动包含了合法四个要件，而违法行为的表现必然多样化。可以具体分为：
1. 未经出境许可的。凡是我国公民未持有护照，或者非法入境的外国人，以任何方式越境，都是未经出境许可出境。实践中，没有出境许可就不可能得到入境国的出境许可，在边防检查中也不可能通过，所以大多不经口岸和边防检查，而是从非口岸出境，或者从口岸合法交通工具夹带出境，可能同时缺乏四个要件。
2. 未经入境许可。我国境内公民，没有取得入境国许可出境的，或者我境外公民和境外外国人（无论是否持有当地的出境许可）未经我国入境许可，也是偷越国（边）境。该行为与第一种情形类似，缺乏的往往是四要件中的四个或者三个。值得指出的是，两国根据条约协定互免签证的，根据国际法效力等于或大于国内法的原则，是根据法律规定不许不许可的情形，属于特殊规定，应当排除其违法性。
3. 未从指定口岸出境。即使取得了出境许可和入境许可，但是不从口岸入境，也应当认定为是偷越国（边）境。凡是不经制定口岸的，必然不能经过边防检查。其往往同时缺乏两个要件。表现为护照上没有加盖验讫章。
　　【摘要】 法官造法是法官在裁判具体案件时，根据自己对法律的适用与理解，做出具体判决，这个判决可能突破相关法律抽象的规定，使得判决有了立法的意味。它能够弥补法律漏洞和法律缺陷，提高司法效率。但是两大法系对法官造法的态度有所不同。英美法系国家更强调司法者造法的机制，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强调立法者造法的功能，然而，由于两大法系间的相互借鉴，判例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在法治发展中也应该关注法官造法的规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官造法的功能，充分发挥判例在司法中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法官造法　自由裁量权　法社会学

　　法是人造的，又不完全是人造的；造法不是一种纯粹的创造活动，而应该是人类在发现法的客观规律和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的“制造”。英美法系国家更强调司法者造法的机制；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强调立法者造法的功能；但是二者的发展历史却呈现出殊途同归的趋势。判例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中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官造法的功能。本文的写作方法主要采用了法律社会学①和现实主义法学②的方法。

　　一、法官造法的理论分析

　　（一）法官造法的概念

　　两大法系对法官造法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从总体上来说，绝大部分学者对法官造法的看法是大同小异的，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英美法系学者对法官造法的一般解释有：法官造法是指法官在处理个案时遇到法律适用问题而酌情做出决定解释或创造法律的权力，并且这种解释或创造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平和合理的；法官造法是指法院或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对法律进行再解释，意味着法官或法庭对法律规定或原则的界限予以厘定；法官造法是指法官所拥有的基于自己的判断而对法律漏洞所做出的根据一定的原则而对法律进行解释或创造。大陆法系学者对法官造法的一般解释有：法官造法是英美法系国家赋予法官在某种情况下所行使的一种权力；法官造法是指法官根据正义、公平、正确和合理的原则，对案件所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法官造法就是法官在司法适用中，在一定事实和法律基础上对所作出的对法律的再解释或再创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对法官造法的概念进行描述：法官造法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原则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引的情形下，对法律所做出的解释或再创造，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

　　（二）法官造法的理论基础

　　自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对于法官造法始终是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以笛卡尔和卢梭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禀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1]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7、18世纪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对成文法规则采取绝对的信奉，他们相信：法律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法律是人在其理性和智识的作用下精心设计的结果，是人类可以驾驭的人为创造的产物，是人类能够积极、主动扩展的策略。只要人类制定出完善、周密、清楚的法律，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置于法律的调整之下，构建出健全的法律体系，就能规范和奠定社会秩序。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常重视立法工作，大力开动立法机器，指望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活动，作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带动或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种观点被19世纪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非常推崇，概念法学或法典万能主义就是这种思想的结果，后来发展到极端，欧洲大陆国家无不希望制定一部完美的法典，巴不得写下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法条，比如法国民法典的制订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预见一切，简化一切”，再如1794年的《普鲁士地方普通法典》就有17000多条，1832年俄国法律汇编也竟达42000多条，从那时开始，国家制定法或法典化极为普遍，法规的数量之多，内容之庞杂真是令人叹为观之。

　　概念法学秉持理性主义信念，对人类的理性能力和语言力量深信不疑，他们强调法律的逻辑理性，坚持“成文法至上”和“法典之外无法源”。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构建一个上下之间层次分明，层属关系结构严谨的“法律体系”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法律体系可以把世间万物需要法律规范的东西涵盖进去。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是“被写下来之理性”，它不存在任何漏洞，人类制定的法律具有“逻辑的自足性”或“论理的完结性”，法官们探求法律意思，寻找法律理由，只需依“概念而计算”，或纯粹的逻辑推演，无须也不应当进行目的考量、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法官完全可从一个“法律体系”中逻辑地推出所有法律规范，从而解决纠纷“由文献[2,3]可知”。

　　进入20世纪后，利益法学代表人物赫克最早推翻了概念法学所编造的法律无漏洞、法律具有逻辑自足性的神话。赫克认为：“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存在漏洞。”“因为，其一，立法者的观察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其二，立法者的表现手段有限，即使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也不可能在立法上完全表现出来。”[4]以休谟、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更是认为“制度的源始并不在于构设与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5]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却不能凭空制造出一切，那种希望制定一个详尽无遗的法律制度，创制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是不符合现实的，它只会加剧现实的冲突，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服务人世的功用与价值。他们主张，法律的重心不在立法而在司法，不在于书面上的法律规定得如何漂亮，重要的是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运用和实践③。

　　顺着这种思路，他们主张法治应当允许并且推崇对法律的目的理解，允许并推崇以此为根据得出具体的结论，在适用法律时不能仅以书本上的法律为限，重要的是要认识法律所涉及的利益和目的，在正义的天枰上对它们进行衡量，最后达到某种平衡。当实体法模糊不清楚时，或者当法官不能按法律的要求审判案件时，法官应根据正义与公平的观念进行审判，根据其个人主观意志理解和创造法律，将自己的愿望、目的和价值“插入”法律之中，说白了法官应当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应当具有司法造法的功能，法官不仅运用法律条文，而且可以自由探求生活中的“法”，从法律之外，发现社会生活生成的“活法”。

　　（三）法官造法的意义

　　1、法官造法有利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法院是专门接受私人纠纷的地方，而法官是专门解决这些纠纷的人。法院和法官不能以没有法律依据或法律存在漏洞为由拒绝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审判。这时，法官造法就显现出了它的好处，法官通过对法律的解释或再创造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如果法官不能造法，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案件久久得不到解决，法律、法院和法官的权威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一降再降，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后获胜的绝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更有毅力的一方。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化,长期恶化下去，社会就会变得动荡不安。只有法官能够造法，及时解决纠纷，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这样才能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

　　2、法官造法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提高司法效益。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很快，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由于法律要保持稳定性，我们的立法者又不是“先知”无法获知未来，对于这些新事物新现象法律就出现了漏洞，甚至法无规定的情况。此时，如果法官能够造法，就减少了当事人和法院很多不必要的投入，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及时和高效。反之，如果法官造法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3、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的效率，真正做到有法可依。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但这些程序往往所要的时间都很长。如果一个案件要等法被立出来再进行裁判，哪它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可想而知，这简直就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由法官来造法，哪就简单得多了。法官是法律的实现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允许法官造法就会使每一个案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立法机关立法时也可参照这些案例来进行立法，缩短立法程序的时间或直接承认法官所造之法，这样既提高了立法的效率，降低了立法成本，也能保证法律能够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

　　二、法官造法的实证比较

　　（一）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法官造法的比较

　　法典法和判例法是法律史上各国法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法律形式，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最主要的区别性标志。法官造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显著特色， 英美法系素有“ 法官法” 之称“由文献[6-9]可知”。在英美法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精通法理、经验丰富的法官们通过一个个经典判例，确立了英美法系的基本模式， 造就了英美法独特的个性并不断推进法律的改革和进步。同时英美法系国家实行遵循先例的原则， 对法官通过司法判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法律非常推崇和尊重，造成法官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0]

　　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是主要法律渊源，法官造法并不盛行，甚至存在着许多禁止法官造法的理论和立法。[11]大陆法系国家在整个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官只是负责将立法中的抽象正义转化成为司法中的个案正义，其司法活动必须“ 依法裁判”、“对号入座”，创制法律是立法机关的职责。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欧洲大陆兴起了法律的自由探究运动，多数大陆法系的学者仍然坚持法官不能造法，但承认在运用法律过程中， 需要解释法律，特别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法律与立法的目的冲突等情况下，法官不能拒绝审判，而应在法律原则的支配下，进行法律漏洞的补充和利益的衡量。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判例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判例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但不能以此来说中国不存在判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里面就有很多案例，虽然这些案例只是起到参考、借鉴的作用，立法上并未确立其“中国判例”的地位，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有着“事实上的拘束力”。 这种事实上的拘束力，虽不能要求法院强制遵守，但其导向意义和指导作用明显，因此各级法院必须充分注意并顾及。

　　“案例”即案件实例，“判例”乃判决实例，两者都是法院判决的案件实例，其实并无不同，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同一类东西，都是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所不同的是案例是中国人对中国法院判决的案件实例的称谓，判例是中国人对西方(特别是普通法)国家法院判决的案件实例的称谓。完全是国人故意为以示区别而为之，其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或本质的区别。国人之所以如此区分，无非是想表明“案例”对司法判决不具拘束力而“判例”是对司法判决具有拘束力的意思。[12]由于在我国无论从理论上、立法上或司法实践中均未肯定具有拘束力的判决实例的存在，所以也理所当然地不承认在我国存在像普通法国家那样具有拘束力的判例，并且不允许将判决实例称之为判例以示与普通法国家具有拘束力判例的区别。其实在普通法国家并不存在所谓“判例”和“案例”的区别问题。

　　判例对于司法判决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在其他大陆法国家还是在今天拒绝判例的中国。有调查显示：审判实践中曾参考《公报》案例的法官比例达到了51.4%，且全都是在法律适用方面参考《公报》；另有37.1%的法官是因为审理的案件与《公报》案例不相似，而未予参考；只有11.4%的法官承认在审理过程中，没有想到参考《公报》案例。这说明当前中国法官已很重视《公报》案例对实践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这些案例有些是通过具体案件，对法律原则性的规定予以阐述，明确了适用的具体条件；有些是因为实践中认识和做法不尽一致，通过案件裁判，予以规范和统一；有些是通过案件审理，解决了法律未作规定的新类型问题，完善了相关法律的规定。由于案例的这些作用当地方各级法院遇到相类似的案件或纠纷时，就会参考《公报》中的相关案例，如此一来地方各级法院对相类似的案件或纠纷的裁判就不会大相径庭，这样就有利于司法公正，促进法律在民众心中的权威。同时地方各级法院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案件具有的一些特殊性，在借鉴《公报》案例裁判意见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而应当根据具体的案情，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作出相应的判断。

　　三、法官造法的规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