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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断想
——兼谈民事检察制度

秦旭东


在初识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 ，加以之前对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学习，略略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不成体的理解和感想，是为断想。兼谈民事检察制度，则是有感于千百年来中国民权未彰，公权强霸，至今权利难制权力，权力之间缺乏制衡，而人们怀着深厚的“监督”情结，在民事检察制度上，高法和高检还为此论战不休。

民事，我的简单理解就是民间之事，涉及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而不牵扯公共政治。自罗马法始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作为私法，以私法自治为要旨，人们得以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利，可以为自己的幸福而追求、奋斗。耶林号召人们“为权利而斗争”，主要就是指这个权利。刘凯湘老师在讲授民法时特别强调民法的这一精神品格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意义。虽然私权至上原则在西方已经有所缓和，但在一片专制主义幽灵不散的土地上，权利仍然有待张扬而非限制。

诉讼，这两个字给我的第一影响就是一架天平——而非剑或者盾牌——的形象。诉讼的本质特征在于：有平等对抗的双方当事人，有独立、中立的第三方作为裁判，裁判在听取双方的辩解的基础上作出裁决。诉讼作为一种社会争端的最后解决手段，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固然是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诉讼具有一种天然的内在属性，即公正。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私法主体之间的利益追求和调整原则上应由相关当事人自行解决。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间的有关财产和人身关系的纠纷，国家对其不宜直接干预，因此，法律赋予人们以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民事诉讼法只有充分保障人们的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才能体现以权利为本位的宗旨。在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的诉讼才算得上真正的诉讼。陈瑞华老师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诉权才是最重要的人权。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在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获得一个hearing（听审）的机会，获得一个公平裁判的机会，可能比其它救济更重要。虽然这是从刑事诉讼上讲的，但是在民事诉讼中，公权力严守中立，维护公平，保障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维持他们之间的平等对抗，就更显得必要了。

我在前文中一直用“裁判”这个词，而不是“审判”。这两个词的差异背后实际上含义深远。裁判一词表明了一种超脱的态度，而审判则蕴含着职权主义的冲动。权力天性有一种扩张的欲望，却不说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以“打击犯罪、为民除害”为己任，按耐不住超职权的冲动，视嫌疑人、被告人为“万恶的罪人”，不除之不快，即便是在民事诉讼中，面对平等主体之间的“私事”，法官们总是主动出击，他们调查取证，控制和主宰法庭调查和辩论，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往往被漠视。当然，这几年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风起云涌，各种改革模式不断花样翻新，试图开创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然而进步相对于现状仍嫌不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被触动，如司法权的地方化、行政化、官僚化，法院不独立，党委、政府等权势机构可以随便插手，施予影响等。而在审判监督上,监督主体众多、多管齐下的机制似乎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反而问题多多。人大的个案监督，媒体的过度参与影响了审判独立；再审的启动途径过多且次数不受限制，造成终审不终；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苛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致，强调有错必纠，而有错必纠又缺乏客观标准，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和终局性；等等。

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们这样一个不重视制衡而强调监督的国家，具有特殊的地位。我国的检察制度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深受苏联的影响，曾一度规定了极其厉害的一般监督。“苏维埃之眼”在苏联是警察国家最得力的专制工具之一，看过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就会不禁然想起那张恐怖的大幕。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的眼光虽然主要集中在官员身上，但却只是为了君主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我国现在的检察制度进行一些反思，使之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

关于民事检察制度，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对监督的范围、方式，各方面有不同的理解。检察院一方认为他们不但可以对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进行监督，对合乎民诉法第185条规定的情况提起民事抗诉，还应当有权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并引用国外的“民事检察制度”来进行论证。而法院一方认为检察院的抗诉必然引起再审，可能影响其独立审判，检察院直接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更不足取。两院在民事检察制度上常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尤其是检察院方面为自己尴尬的境地感到委屈甚至愤怒。一方面它是专职的监督机关，另一方面它的被监督者又往往不买他的帐。但我们是否应当尝试着去反思一下是不是它的触角伸得太长了。

有学者提出，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应排斥外在的监督和干预，监督对象应聚焦于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对错误裁判的纠正应归于上诉和申请再审等救济程序。法律监督不能涵盖民事诉权，检察机关不是民事主体，不能直接提起或参与诉讼，而法院内部由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直接启动再审的做法也不符合民事审判的自身要求。可取的是建立以当事人上诉或申请再审为主、检察机关有限的提起民事抗诉为辅的制度，建立司法惩戒制度，坚持事后监督和依法监督的原则，任何国家机关的监督仅限于法官的“非裁判性渎职行为”，而不得对其合法裁量权范围内的事指手划脚。

法院和检察院的观点难免受自身部门利益的影响，而后者的建议则客观、合理，较为可取。因为我国法院本来就不独立，检察院则更像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它握有法律监督权这把尚方宝剑，以强权者的身份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不管自己作为诉讼一方还是为某一方“撑腰”，都会令对手战战兢兢，法律的天平就可能失衡，从而背离了平等对抗的精神。现实中有的检察官甚至动用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进行“调查取证”，不得不让人们警觉。国外的检察院直接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根本不同于我国。因为他们不是法律监督机关，只是作为国家或公共利益的代表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进行诉讼活动，只是一方当事人。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官甚至在刑事诉讼中也不过是一方当事人，即只是政府的律师，他们没有居高临下进行监督的权力。在我国，对于民事诉讼中涉及重大的国家和公共利益时，可以由相关国家机关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提起或参加诉讼，至于应当起诉而无人起诉或者当事人不敢起诉的，检察机关不应越俎代庖，而应当立足于社会支持起诉原则。当然，建立和完善司法独立，提高法官素质，健全法院内部制约机制是必要的前提。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公平游戏的规则，才符合民事诉讼法精神的要求。

所谓监督，本身就是一个自上而下不对等的关系，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监督者不一定比被监督者优越。当我们赋予监督者大无边的权力时，谁来监督监督者？这是监督情结永远解不开困惑。既如此，是否应该换一种思维，将重点放在权力制约上呢？


以立法和技术控制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网络媒体文化建设

（石家庄铁道学院 苏喜娥，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要：网络媒体文化的传播方式和特点具有独特的魅力，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消费方式和竞争方式。对于网络媒体文化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加强网络基础设计建设和管理，健全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利用技术控制作为法律、法规的必要补充。以此来预防网络犯罪，净化网络空间。

关键词：立法；网络媒体；技术控制


网络媒体，虽然有不同的含义，但现在一般指互联网，它是由Internet音译而来的，又称为互联网、计算机互联网等。网络媒体的产生和发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活动方式以及人际交往和沟通方式，为文化传播与发展方式的突变和飞跃创造了条件，甚至直接影响到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轨迹，使其具备了许多新的特征。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即网络媒体文化。[1]由于网络媒体发展迅猛，与传统社会文化形态差异很大，一时无法从传统文化规范的角度制定有效的网络媒体文化规范，因此如何加强网络媒体文化建设已经被有关部门提到重要议事议程上来。
在现实社会，社会主流文化以民族、国家为载体，处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支持之下，其发展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征。但是网络媒体文化的载体是网民所认同的开放性网络社区，它跨越了主流文化的民族、地域（国度）、制度界限，缺少凌驾其上的、统一的文化控制机构。但是这不能说明网络就应该处于无政府状态。网络毕竟是有其物质基础，有其组织机构或（作为个体的）行为人，而行为人是特定社会中的人。因此，对于网络的文化控制是可能的。
此外，网络媒体文化虽然处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文化的交汇之中，但是其中具体形态的文化都不可能是超越民族的。对于网络使用要有必要的规范，对于违规甚至犯罪行为要实施必要的惩处，以有效控制越轨。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强行控制。
法律和道德如影随形。道德是内在约束力量，是自律，诉诸人的情感、意志，是一种“软控制”；法律是外在约束手段，是他律，是强行控制。二者配合才能使公民全面、完整地遵守社会规范。一般来说，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都是不合道德规范的（至少对于制定法律的社会而言），而严重违反道德准则就会导致对法律法规的触犯。[2]因此，健全有关网络传播的法律法规对于防范网络犯罪、警示网络道德失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㈠我国网络媒体法规的现状
我国党和政府所大力维护的公民自由权利不是抽象的自由观念，而是有限度的自由，是以保障他人权利为前提的自由。随着网络技术问题、网络伦理问题、网络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冲击等问题日益突出，对网络加强管理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为了更好地保障人们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传播的自由，必须要加强对网络传播的管理，并使其走上法制化道路。因此，对网络媒体文化良性运行的条件和机制、网络媒体文化的法律界限和规范、网络媒体文化控制的结构、作用和功能等，都应该深入研究。
我国于1987年成立了国家信息中心下设的政策研究室，专门研究信息法规问题。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其下设的“法规组”在我国信息化立法和制定相关法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迄今制定并实施的相关法律法规有：80年代初，我国公安部开始成立计算机安全监察机构，并着手制定计算机安全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1988年9月5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1989年公安部发布了《计算机病毒控制规定（草案）》，开始推行计算机病毒研究和销售许可证制度；1991年5月24日通过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1992年4月6日机械电子工业部发布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1994年2月18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6年2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了 我国境内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的条件、方法及处罚办法等。经过一年多的实践，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的决定》，对暂行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正。1997年12月11日，国务院又批准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并由公安部于同年12月30日发布执行。1998年2月13日，由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该规定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1997年10月1日颁布的新《刑法》补充了计算机犯罪条款。除此以外，《国家安全法》、《人民警察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标准化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及公安部的一些颁布规定中，都有保障计算机信息系统健康应用的有关条款。目前国家正在着手修改《著作权法》，针对日益增多的网络犯罪，公安部去年专门成立了公共信息网络监察局，一支“网上警察”队伍正在形成。
2007年1月23日下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强网络媒体文化建设和管理提出五项要求。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努力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二是要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提高网络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源泉，推动我国优秀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加强高品位文化信息的传播，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体现时代精神、品位高雅的网络文化品牌，推动网络文化发挥滋润心灵、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作用。三是要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四是要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净化网络环境，努力营造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营造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五是要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行业自律等手段，加快形成依法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切实维护国家文化信息安全。[3]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网络媒体文化的法律环境保护正在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轨道。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真正的网络法律，使得司法部门对新的侵权诉讼和犯罪处罚缺乏必要的、及时的法律依据。但是对于网络法制建设的重视可以说明，党和政府有决心为网络媒体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网络法制建设正在逐步完善。不断健全的法律法规将有效地规范我国公民网上行为，对公民网络道德伦理的推进具有积极意义。
㈡技术控制是法律、法规的必要补充
通过技术途径对抗网络空间形形色色的反文化及越轨形态文化的危害，整治网络媒体文化失衡的弊病，这种控制方式可以看作对法律法规的有效补充。
网络是对技术依赖最深的传播媒介，网络道德问题也与其技术特点有直接关系。相应的，对于网络道德失范的控制防范也必然要诉诸技术手段。即使是对严重失范行为进行法律制裁，也需要技术手段进行侦破、取证、量刑。可以说，这是政府机构、民间组织以及社区、家庭对公民网络行为实施社会控制的落脚点和重要实现方式之一。
计算机安全系统的建设是直接有效的途径，它能够防止一些攻击网络系统、盗取信息资料、进行网络病毒制作传播等黑客行为，能够制约一些网上恶意报复、网上隐私权和著作权侵犯行为，甚至还能过滤不文明用语、反动言论、黄色图片和视频信息等。对于网络道德问题的受害者，这也是有效的保护措施。
自1996年国际环球网联合会投入使用的“互联网络内容选择平台”的监控软件开始，各国都以技术监管作为清除网络不良信息、抵御网络突发侵袭的可行、有效的控制手段。这其中主要包括：（1）程序监管技术，如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查的集成系统单元），用以协调、监控网络；（2）设置网络审计标准，如IMF建立“通用会计准则”（FASB）和“标准审计公司”（SAS），联机网络数据新标准等，用以进行身份确定：（3）预设防范“滤网”，如采取“停板制度”（Circuit-breakers），设置“正常波动带”（Nomalband），提高保证金比率，设定EDI的路径（“本单位——数据通讯网——商业伙伴的计算机”），在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中预先设定“共同的规定”，用以谋求资讯主导配置权和控制网络权；（4）埋设跟踪程序，如Microsoft的“视窗脚印”，用以追查网络越轨者的行踪，并加以惩处。通过技术控制技术，使得网络控制具有实用性、可操作性。
目前，在计算机网络安全体系建设方面，我国信息安全专家已经提出：密码是核心，协议是桥梁，体系结构是基础，安全集成芯片是关键，安全监控管理是保障，检测、攻击与评估是考验。[4]在基础设施尚未建设的情况下，常常采用两类技术：第一：公开秘钥与数字签名结合；第二，利用防火墙技术，在集团网络与整个因特网之间装上一个保护层。此外，有关机构还开发了高科技防黄毒软件，例如“五行卫士”，采用终端屏幕监控手段，能够使计算机识别黄色内容，进而把它屏蔽。此外，新型的DRM（Digital Rights Menagement）技术对于数字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起到了保证作用。这些手段都为净化网络空间提供了技术支持，有助于为公民的网络生活提供良好的虚拟环境。

参考文献：
[1]殷晓蓉.网络传播文化历史与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23-130.
[2]李钢，王旭辉.网络文化[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90-99.
[3] http://news.tom.com/2007-01-24/OI27/39865809.html
[4]张春江，倪建民.国家信息安全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