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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南非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联合公报


2013年3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发表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联合公报



一、应南非共和国总统雅各布·祖马阁下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于二０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对南非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祖马总统举行了会谈。

二、双方高度评价建交十五年来中南关系从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跨越式发展历程。双边关系的不断提升表明两国关系充满活力、重要性不断增强。双方还认为中南关系继续作为两国对外关系中最具活力、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越来越具有战略深度和全球意义。两国领导人同意将中南关系作为各自国家对外政策的战略支点和优先方向，愿本着“友好互信、平等互利、协作互鉴、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两国间政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以及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交往沟通，推动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三、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流对话势头，充分发挥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中国全国人大和南非国民议会定期交流、中南战略对话等机制作用。双方商定，２０１３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四、两国领导人满意地看到，经贸合作已经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南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京宣言》为双方描绘出广阔的合作空间，应充分挖掘。双方将继续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切实加强两国经贸合作，以造福两国人民：

（一）双方积极鼓励进一步扩大并改善两国贸易，优化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衡，扩大高附加值产品贸易，更多在原材料产地就近开展深加工，在绿色经济、技能转让和产业融资等领域提供相互技术支持。

（二）南方欢迎中国企业继续扩大对南投资，特别是在有利于创造就业的领域加强对南投资，并愿为此提供支持和便利；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赴南投资，并欢迎南方扩大对华投资。两国鼓励双方金融机构加强务实合作，为双方企业开展合作提供融资支持。

（三）两国领导人就新成立的中南联合工作组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应充分发挥工作组的作用，监督双方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能源、通讯、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重大合作项目的实施，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五、两国领导人认为，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近年来蓬勃发展，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加强两国在上述领域交流合作是中南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此，两国领导人同意：

（一）确定２０１４年为中国“南非年”，２０１５年为南非“中国年”。届时，双方将举办一系列活动。

（二）进一步加强两国在人力资源领域的合作，中方将为南方提供更多培训机会，特别是加强在青年就业方面的培训与合作。双方将继续扩大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加强双方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共享。中方欢迎和支持南方申办孔子学院，加强汉语培训。

（三）促进和加强两国新闻媒体、学术机构、智库、青年和妇女组织等民间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六、两国领导人就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一）双方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持续推进。双方一致认为，世界各国应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团结一致，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以实现互利共赢。双方一致同意，将继续加强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和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基础四国等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协调配合，照顾彼此关切和诉求，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双方一致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总体形势明显改善，经济实现增长，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与此同时，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仍面临不少挑战。双方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大对非洲的关注与支持，尊重非洲自主解决本地区问题的努力，帮助非洲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七、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在中非合作论坛带动下，中非关系取得全面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不仅使中非双方受益，也为世界的稳定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双方强调了支持非洲发展的优先领域。作为今后三年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论坛事务中的合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计划（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为中非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共同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八、中方预祝南非成功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认为此次会晤将有力促进金砖国家内部合作、金砖国家对非合作以及金砖国家机制建设。双方将协同努力，共同落实好本次领导人会晤成果，推动金砖国家机制不断向前发展。

九、双方领导人还共同见证了旨在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双边关系的多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及企业间合同的签署。

十、两国领导人认为，此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二０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于比勒陀利亚

我国刑法规定的有关性侵幼女的犯罪有强奸罪和嫖宿幼女罪。由于法律上认定幼女不具有性的自决权，因此，即使幼女出于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原因同意与他人发生性行为，也按“虽和同强”认定对方构成强奸罪。我国设立的嫖宿幼女罪则违反了这一法律认定和公众共识，因而饱受法律界的诟病。这一存在明显问题的罪名何以产生并存续至今？有必要追溯其立法的过程。


一、废除嫖宿幼女罪，正确处理性侵幼女事件


我国1979年刑法并未规定嫖宿幼女罪，首次对嫖宿幼女行为予以规定的是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该条例将嫖宿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论处。1997年3月1日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秘书处印发的刑法修正草案，嫖宿幼女的仍按强奸罪的规定处罚，而1997年3月13日大会主席团通过的草案却将嫖宿幼女行为单独定罪，且将该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一章中，由侵犯幼女人身安全的犯罪转变为侵犯社会良俗风化的“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中的一个犯罪，其立法过程是处于怎样的一个考虑，笔者一直在思考。


从罪状的规定看，刑法第360条规定的嫖宿幼女罪是指男子或女子经幼女同意并以支付财物等利益为手段，对幼女实施性交或性交以外的猥亵行为，它与犯罪主体只能是男子、实行行为只能是强制性交的强奸罪有明显区别，也与犯罪对象可以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或幼男、实行行为只能是强制猥亵而非性交的猥亵儿童罪相区别。这能否就说明嫖宿幼女行为具有独立成罪的合理性呢？笔者认为是否定的，理由是：


（一）嫖宿幼女罪是否违反法律值得商榷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嫖宿幼女罪将幼女分为卖淫和非卖淫幼女并在刑法上予以区别对待，直接违反了以上宪法原则。根据调查，卖淫幼女多为来自农村的留守儿童或离异再婚家庭，她们缺少父母的爱护和保护，极易在生存的压力和财货的诱惑下“自愿”成为恶人们的玩物，卖淫幼女是不幸的，但她们和其他更幸福的幼女一样具有的平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不应被剥夺。


与幼女发生性行为“虽和同强”，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法律采纳的法律原则，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强奸罪也采取此原则，对奸淫幼女的，即使获得幼女的同意，也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是因为，幼女心理尚未成熟，社会为了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在法律上不承认其具有性的自决和同意性行为的权利，对以幼女“同意”为由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人按强奸罪处罚，也正是不承认幼女“同意”的法律效力。嫖宿幼女罪却以卖淫幼女同意为理由，承认幼女的性决定权，不仅违反了前述法律原则，也与强奸罪的规定相矛盾。


我国参加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应为一切儿童和少年采取特殊的保护和协助措施，不得因出身或其他条件而有任何歧视，《儿童权利公约》也规定了儿童优先及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嫖宿幼女罪的规定则违反了上述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有违儿童最大利益和平等保护的原则。


此外，幼女社会阅历浅，自我保护能力弱，受侵害的可能性很大，从社会各方面权利平衡的立场看，对幼女的保护力度应更大，近年来不断出现幼女被性侵的事件说明了对幼女的法律保护不是过大而是不足。嫖宿幼女罪与强化对幼女的法律保护的道路背道而驰，不利于严惩豪强恶霸依仗权钱欺凌幼女的恶行。


（二）该罪的罪名归类及法定刑设置还需要斟酌


强奸罪、强制猥亵儿童罪和嫖宿幼女罪都严重侵害幼女的身心健康，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刑法将前二者罪归类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一章，而将嫖宿幼女罪归类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按照法律的规定，嫖宿幼女和普通的嫖娼行为虽然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但后者不构成犯罪，可见嫖宿幼女罪设立的初衷是为保护幼女，但保护的是什么权利呢？我们认为，当然应是保护幼女的人身权利，应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一章中，可见该罪的类属划分不合理。


嫖宿幼女罪的最低法定刑为5年有期徒刑，比强奸罪和其他暴力性犯罪的起刑点都高，体现了法律对嫖宿幼女行为从严打击的态度，但是，最高法定刑却为15年有期徒刑，与强奸罪重罪最高可处死刑相比显得过轻。在发生以性交为内容的嫖宿幼女多人或致使被嫖宿幼女重伤、死亡的情况下，它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加重处罚情形之社会危害性无异，而二者的法律后果却迥然不同。可见，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整体太轻。


由于以上立法缺陷，司法实践中对以支付金钱等利益为手段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如何定性的问题也存在诸多争议，在罪名适用上不统一。例如，有主张认为以重罪定罪处罚，即，具有刑法第236条第3款规定的加重情节的，应构成强奸罪，不具有该情形的则构成嫖宿幼女罪。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无视性侵幼女行为的法律性质，是错误的。以性交为内容的嫖宿幼女罪完全符合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规定，以猥亵为内容的嫖宿幼女罪完全符合猥亵儿童罪的规定，嫖宿幼女罪既无必要，反而有害，应予废除。嫖宿幼女罪理应废除，迟早会废除，当前情况下可以先在司法系统中统一认识，确认嫖宿幼女的行为分述强奸或猥亵儿童行为，避免因适用嫖宿幼女罪损害法律的公正和造成公众对法治的不信任。


二、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制度的构建


前述立法修改和司法适用都属于事后的处罚措施的补救，更重要和必要同时也是效果最好的保护方法是事前的预防，没有全面的有效的事前预防保护制度，只可能惩罚类似的“万宁案”中的万一，而不能防止其发生和保护其余绝大多数受害儿童，原因是，此类案件多发生于幼儿园、小学、旅店等封闭性场所，而未成年人在以上场所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寻求帮助的能力严重不足，即性侵幼女犯罪的黑数极大，有必要全面构建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制度。


（一）制定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状况公开制度


幼儿园、小学等教育机构作为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和活动的主要场所，承担着保障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法律责任，因而对外界相对封闭，但是，正由于未成年人处于相对封闭的场所，才极易发生场所内侵犯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仅靠对传统的师道的信任，还必须建立封闭性教育场所内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记录与公开制度。我们应借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儿童权利监督制度、挪威的儿童监察使制度等，规定对封闭性教育场所内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状况进行记录和事后备查，禁止儿童在不受监护人及其委托人的保护情况下离开教育场所。该制度能有效预防和发现封闭性教育场所内包括性侵幼女在内的各类侵犯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