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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以下简称“公诉案件和解制度”）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其对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适用条件、案件范围以及除外情况、和解协议的形成、和解协议的法律效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该制度的设立一方面有利于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更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出现花钱买刑、以罚代刑等一些损害司法公正的问题，促进公平正义社会的建设。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必须深刻认识确立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重要意义，审慎把握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范围和程序，进一步强化相关的配套工作，依法规范地做好社会矛盾化解和相关案件审判工作，确保司法公平正义。

　　【关键词】公诉案件和解制度 立法完善 司法适用 公平正义

　　一、公诉案件和解的内涵与特点

　　公诉案件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或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是指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有直接被害人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被害人予以谅解,双方自行或者经有关单位依法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不批捕,变更强制措施,不起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意见的案件处理方式［1］。其目的在于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恢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公诉案件和解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司法工作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下来的，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工作的必然选择，公诉案件和解具有以下特点:

　　（一）缓和性

　　在和解过程中，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沟通、会面、交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谅解后，纠纷双方原本紧张的敌对情绪消除了，换来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他们不因犯罪行为带来的伤害而就此结怨，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自主性

　　犯罪行为发生后，被害人有权选择和解或者是不和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有同意和解或不同意和解的自主权。双方当事人能不能达成和解，能在多大范围内达成和解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权衡（当然需要在符合和解条件的前提下），和解与否、和解形式由双方自主决定，在和解过程中主持者仅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对和解的条件、过程和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并不直接干预和解协议的达成。

　　（三）互利性

　　公诉案件和解体现的是一种利益互惠关系。在和解过程中，利害关系人基于合作的态度（被害人急于恢复被破坏的正常的生活秩序，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希望通过和解在量刑时能得到宽大处理），共同坐下来一起讨论刑事纠纷得解决方案，如果能获得一个避免审判程序的话，那么该协议体现的必然是参与人之间的利益互惠关系［2］。这种利益互惠主要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有错，并真诚、积极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双方当事达成人和解协议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会被免于起诉或者得以减轻或从轻处罚；而被害人则能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及时获得赔偿，挽回造成的损失。此外，国家、社会在其中也有好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公诉案件和解制度是一种追求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国家利益“三赢”的诉讼方式。

　　二、立法上完善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意义

　　（一）顺应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需要

　　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引入是我国司法制度的实际需要，适用公诉案件和解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对立，软化刑法的强制性，既有利于帮助犯罪人回归社会，也有助于提升被害人的地位，保护其权益。社会生活中存在刑事和解的现实需求，邻里纠纷或亲属之间引发的一些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往往不愿意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启动公诉程序强行介入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后非但没有恢复被损害的社会秩序反而给原有的社会关系带来更严重的冲击和破坏，这种情、理、法相脱节的社会现象，都需要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引入。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刑事和解的萌芽；在一些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没有从轻处罚的推动力，使得刑事判决中的民事赔偿和民事调解难以实现，这对被害人权益的维护极为不利，且容易造成新的诉累、增加执行难度。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在犯罪人自觉履行了赔偿责任时，往往在刑事责任上予以从轻处罚。而这种从轻处罚在法律规范上缺乏明确规定。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引人，正好填补了法律规范上的空白，从而为刑罚从轻提供合法的依据。

　　（二）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被害人是指那些由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直接受到身体伤害、精神伤害或其财产被故意占有或毁坏的人，是犯罪的直接受害者，其健康、生命、财产、精神受到直接的现实的损害。在犯罪发生后，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工作、生活往往立刻陷入困境，难以为继。但是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运作模式，以惩罚犯罪人来保护社会秩序，追求国家正义，对于被害人来讲，保护的只是潜在的一般的未来的利益，而不能恢复和消除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对被害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创伤［3］。而适用公诉案件和解制度，可以使被害人参与到诉讼中来，从犯罪人处获得适当的赔偿，使所受到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得到恢复，有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障。

　　（三）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着眼点在于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重点在于对被害人的安慰和补偿，强调对犯罪人利益的保护，重视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平衡，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平衡。在司法程序中体现了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是我国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在刑罚领域的彰显，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又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手段。采用刑事和解方式解决轻微刑事案件，对犯罪人处以尽可能少的刑罚，使犯罪人充分体验到社会的宽容和温暖，有利于其改过自新、回归社会；有利于维持犯罪人家庭的稳定与和谐，避免给犯罪人家庭带来情感缺失、家庭破裂或其他负面效应。刑事和解中充分听取被害人意愿，有利于从内心深处化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尽快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犯罪预防，推进司法文明步伐，提高刑法实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正确适用公诉案件和解制度

　　（一）审慎把握公诉案件和解的适用条件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公诉案件达成和解协议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真诚悔罪。“真诚悔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自己的意愿，发自内心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真诚悔过，诚恳地希望得到被害人的谅解。

　　2、获得被害人的谅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各种方式真诚悔罪，使被害人体察并同情其处境，原谅其错误，并通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到的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从而获得被害人的谅解。

　　3、被害人自愿和解。将被害人自愿和解作为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条件之一，是为了防止被害人在受到暴力、胁迫等情况下违背自己的意志同意和解，影响和解的公正性。

　　（二）认清公诉案件和解的案件范围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公诉案件和解程序适用于两类案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的决议


（1957年5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7年5月6日第六十八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基于在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的亲密的友好关系和兄弟般的合作的愿望，决心充分尊重和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并且尽一切力量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以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人民以及欧洲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安全，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兄弟般的合作的发展和巩固符合于中国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利益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决定缔结本条约，并且为此目的，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特派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总理威廉·西罗基。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条 缔约双方庄严地确认，两国将本着真诚合作的精神，参加一切旨在保障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并且同联合国宪章原则相符合的国际行动。
第二条 缔约双方将本着兄弟般合作的精神，就一切有关双方利益、有关保障和巩固世界和平的重要国际问题互相进行磋商，在磋商中将特别注意保障双方的领土的不可侵犯和国家的安全。
第三条 缔约双方约定，为了双方的利益，并且在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友好关系和兄弟般的合作。
第四条 缔约双方为了和平建设的利益，将努力在经济上互相援助，并且将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双方的全面的经济合作。
第五条 缔约双方为了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了发展各自的民族文化，将采取措施以发展和扩大两国间的文化关系。缔约双方为了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互相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
第六条 本条约在缔约双方未就修改或废除本条约达成协议以前将一直有效。
第七条 本条约须经批准，并且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在布拉格互换。
本条约于1957年3月27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捷克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全权代表
周恩来 西罗基
（签字） （签字）
注：这个条约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1957年5月12日批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于1957年7月23日批准。条约的批准书于1957年8月1日在布拉格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