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工作人员违法办案责任追究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工作人员违法办案责任追究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年9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工作人员违法办案责任追究条例》，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依法加强司法监督，督促司法工作人员严格执法、秉公办案，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中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劳动教养管理责任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司法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办理案件中，故意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致使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或者过失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四条 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工作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责任自负、责罚相当、惩戒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司法机关负责本机关和派出机构工作人员的违法办案责任的追究工作。
上级司法机关监督、指导或者领导下级司法机关的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工作。
各级司法机关应当指定专门工作机构，承担违法办案责任追究的具体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工作进行监督。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盟工作委员会对盟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工作进行监督。
第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违法办案行为，都有监督举报的权利。
第二章 违法办案责任追究范围
第八条 审判机关在审理各类案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违反法律规定，擅自对应当受理的案件不予受理，或者对不应当受理的案件违法受理，或者私自受理案件的；
（二）违反法律规定，对不应当逮捕的人决定逮捕，或者对应当逮捕的人不决定逮捕的；
（三）擅自干涉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
（四）向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报告案情故意隐瞒主要证据、重要情节，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以及遗漏主要证据、重要情节，导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错误裁判的，或者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违反法律规定，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裁定减刑、假释的；
（七）违法采取或者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的；
（八）先予执行错误，造成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财产损失的；
（九）对判决、裁定以及其他生效的法律文书拒不执行或者执行错误的；
（十）故意拖延办案，或者因过失延误办案，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一）其他依法应当受到追究的行为。
第九条 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违反法律规定立案或者不立案的；
（二）违反法律规定，对应当逮捕的人不批准逮捕、不决定逮捕，或者对不应当逮捕的人批准逮捕、决定逮捕的；
（三）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或者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的；
（四）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漏捕、漏诉的；
（五）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决定后，犯罪嫌疑人因同一事实被起诉并受到刑事处罚的；
（六）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不依法提起抗诉的；
（七）违反法律规定，延长办案期限或者批准延长办案期限的；
（八）复查申诉案件故意作出错误决定或者因过失决定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九）对于侦查、审判、监管、看守工作中的违法行为不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
（十）其他依法应当受到追究的行为。
第十条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违反法律规定立案或者不立案的；
（二）违反法律规定，对应当提请逮捕的人不提请逮捕或者对不应当提请逮捕的人提请逮捕的；
（三）违反法律规定，对应当移送起诉的人不移送起诉或者对不应当移送起诉的人移送起诉的；
（四）在移送起诉中，遗漏重要犯罪事实的；
（五）混淆违法与犯罪的界限，作出错误处理的；
（六）对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无故不处理，或者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致使案件无法正确处理的；
（七）侮辱犯罪嫌疑人人格，殴打、虐待或者纵容他人殴打、虐待犯罪嫌疑人的；
（八）不按法定条件批准保外就医或者错误决定劳动教养的；
（九）对暂予监外执行、被判处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和裁定假释的罪犯，不履行监督职责，造成后果的；
（十）其他依法应当受到追究的行为。
第十一条 司法行政机关在监管和劳动教养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违反法律规定，对罪犯在监狱内重新犯罪不予立案侦查或者侦查终结后不移送起诉的；
（二）侮辱罪犯和劳动教养人员的人格，殴打、虐待或者纵容他人殴打、虐待罪犯、劳动教养人员的；
（三）非法将监管罪犯、管理劳动教养人员的职权交予他人，造成罪犯、劳动教养人员脱逃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四）对服刑人员刑满，不按时释放或者对劳动教养人员期满，不按时解教的；
（五）不符合法定条件，捏造事实，提出或者批准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
（六）虚构事实予以呈报或者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批准劳动教养人员所外就医、所外执行、提前解教的；
（七）违反规定，为罪犯传递信息或者物品的；
（八）为谋取私利，利用罪犯、劳动教养人员提供劳务的；
（九）其他依法应当受到追究的行为。
第十二条 司法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
（二）违法进行搜查，毁损公私财物的；
（三）非法没收、扣押、查封、冻结财物或者对查封、扣押、没收、追缴的财物贪污、挪用以及造成该财物严重受损、灭失、流失的；
（四）截留、挪用和私分罚没款、保证金、赃款赃物的；
（五）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刑事拘留错误或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劳动教养人员刑讯逼供的；
（六）私自将已被逮捕、刑事拘留、司法拘留的人员放出的；
（七）利用职务之便伪造、涂改、隐匿、销毁证据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八）私自制作司法文书的；
（九）泄露司法工作秘密的；
（十）丢失或者因过失损毁证据材料，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一）鉴定人、翻译人作伪证的；
（十二）玩忽职守致使被关押人员行凶、脱逃、自杀的；
（十三）借办案之机索要、收受、侵占犯罪嫌疑人、罪犯、劳动教养人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财物的。
第三章 违法办案责任划分
第十三条 案件承办人违法办案的，由案件承办人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 批准人否定审核人的正确意见或者审核人否定案件承办人的正确意见造成错误的，由批准人或者审核人承担责任。批准人、审核人否定案件承办人的正确意见造成错误的，由批准人、审核人共同承担责任。
有关领导人指使或者授意案件承办人违法办案的，该领导人承担主要责任。
第十五条 公安、国家安全和司法行政机关集体研究作出错误决定的案件，由主持人承担责任。
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有错误的，由检察委员会集体承担责任。检察委员会主持人违反有关法律和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作出错误决定的，由主持人承担责任。
人民法院合议庭成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在评议、讨论案件时，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歪曲事实、曲解法律，导致评议结论、决定错误的，由导致错误结论、决定的人员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主持人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导致审判委员会决定错误的，由主持人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上级机关否定下级机关正确判决、裁定、决定导致违法办案的，上级机关有关责任人承担责任。
上级机关维持下级机关错误判决、裁定、决定的，由该上、下级机关的有关责任人分别承担责任。
下级机关提供虚假案情导致违法办案的，由下级机关的有关人员承担责任。
第十七条 司法鉴定人、勘验人、记录人、翻译人违法办案的，由相应责任人承担责任。
第十八条 采取强制措施、执行措施不当或者滥用财产保全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批准人承担主要责任。
执行人对错误采取强制措施、执行措施和财产保全措施提出意见不被采纳的，不承担责任。
第四章 违法办案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对违法办案责任人，应当根据其违法事实、法定职责和错误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追究相应的责任，直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法办案责任人的行为造成法定赔偿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向责任人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二十条 违法办案责任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从轻处罚或者免予处罚：
（一）违法办案情节、后果轻微，责任较轻的；
（二）违法办案发生后，能积极主动纠正，并采取措施防止后果扩大的；
（三）定案后发现新的证据，使原认定事实和案件性质发生变化的；
（四）因当事人过错，使案件事实认定出现偏差的；
（五）因国家法律、法规的修订致使案件认定发生变化的。
第二十一条 违法办案责任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从重处罚：
（一）徇私枉法违法办案的；
（二）违法办案发生后，拒不承认或者推脱责任的；
（三）给查处违法办案设置障碍，影响纠错工作正常进行的；
（四）多次发生违法办案的；
（五）违法办案后果严重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
第二十二条 各级司法机关对违法办案责任人应当追究责任而不追究的，要追究分管负责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同时对违法办案责任人的责任仍予追究。
各级司法机关出现严重违法办案，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在追究违法办案责任人责任的同时，还应当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第二十三条 各级司法机关对举报违法办案的公民打击报复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任人相应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违法办案责任追究程序
第二十四条 违法办案由责任人所在机关或者上级机关的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厅（局）务会予以确认，并出具书面结论。
第二十五条 各级司法机关的司法工作人员发现在侦查、检察、审判、监管和劳动教养管理中有违法办案的，应当及时向本机关领导汇报，由该机关向违法办案责任人所在机关提出调查追究责任的建议；违法办案责任人所在机关应当进行调查，并将结果反馈给提出建议的机关。
第二十六条 上级司法机关发现下级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有违法办案的，应当责成下级司法机关调查追究违法办案责任。
本级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执法活动中违法办案的，由本机关主管领导提交专门工作机构调查追究责任。
各级司法机关负责人涉及违法办案责任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由有关部门调查追究责任。
第二十七条 各级司法机关对举报应当登记并进行核实，确需调查的应当交专门机构进行调查并将结果反馈给举报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二十八条 各级司法机关要定期进行执法检查，对发现的违法办案，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并调查和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执法检查、调查和追究责任的情况要及时报告同级人大常委会。
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应当自调查之日起两个月内完成；情况复杂的，须经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延长一个月。
在调查期间，被调查人应当回避。被调查人有犯罪嫌疑的，应当暂停履行职务。
第二十九条 追究违法办案责任人的责任，由其所在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程序办理，并作出处理决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法办案责任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议或者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诉，原处理机关及上级机关应在一个月内答复。复议、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理决定的执行。
各级司法机关对其工作人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补偿。
第六章 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工作的监督
第三十一条 各级司法机关应当建立内部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并纠正违法办案。
司法机关对应当审查的案件不审查的，其上级机关可以责令审查或者直接审查。被责令机关应当将审查结果或者案卷及有关材料报送上级机关。
上级司法机关发现下级司法机关对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处理不当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有关司法机关必须在一个月内报告处理结果。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现本级司法机关的司法工作人员有违法办案的，责成其所在机关调查处理，所在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结果。不调查或者拒不报告调查结果的，可以依法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并将结果向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必要时，提出质询、罢免、撤销职务的议案，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追究违法办案责任人的意见或者建议，司法机关应当在限期内作出答复。
第三十四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盟工作委员会在监督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工作时，可以向盟有关司法机关提出意见或者建议，盟司法机关必须认真办理；对有重大影响的违法案件可以组织专门调查，并向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9月28日
运动伤害案件中自甘风险与公平责任的适用问题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一庭 邵丹
一、运动伤害案例的发生与解决
2003 年 9 月 6 日 下午 5 时，原告张少龙、被告袁啸与他人在湖南中医学院足球场踢 5 人对 5 人的足球赛。被告袁啸上场后，原告张少龙与湖南中医学院学生杨胡伟坐在球门一侧底线看球。被告袁啸在和他人争球时，将足球踢向球门，但足球击中了原告张少龙的左脸。当时，双方没有发生争执。
2003 年 9 月 12 日 ，原告张少龙同时在湖南中医学院，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门诊治疗，诊断结论均为左耳膜外伤性穿孔。此后，原告张少龙一直在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2003 年 10 月 9 日 ，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受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区分局砂子塘派出所委托，对原告张少龙的伤情作出湘司鉴（ 2003 ）第 849 号《司法医学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左耳膜外伤性穿孔，评定为轻伤。 2003 年 10 月 21 日 ，原告张少龙诉请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袁啸赔偿其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医疗费共计 8 000 元整。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足球比赛是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竞技运动，冲撞、抢夺、扑救、射门是基本的运动行为。在强烈的身体对抗中，很可能出现人身损害的后果，即既有可能被其他参赛者所伤害，也有可能伤害其他参赛者，观众也有可能在足球场这个特定的区域内受到伤害。因此，参赛者和观赛者都应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他们自愿参赛或自愿观看这种带有危险性的体育运动应视为“同意甘冒风险”，只要致害人没有侵害受害人的恶意或违反比赛规则，参赛者对引起损害后果就没有过错，不构成侵权，受害人受到损害应当损失自担。原告张少龙作为成年人，又是足球爱好者，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应当知道参加足球活动包括在足球场内观看比赛时可能存在的危险，但其在下场后坐在球门附近观看球赛，也就对可能发生的危险甘冒风险；并且，原告张少龙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袁啸具有伤害其身体的恶意或严重违反规则的行为。因此，被告袁啸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告张少龙应自行承担其所受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少龙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 , 原告张少龙不服一审判决 , 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足球是人们普遍爱好的体育项目。足球运动本身不存在人身伤亡的危险 , 也不能把观看该项运动视为同意甘冒风险 , 且中医学院体育场不是社会福利公用设施 , 被上诉人擅自闯入足球场 , 是违规行为。足球伤人是一种侵权行为 , 上诉人被被上诉人踢伤是事实 , 故原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 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所损失的全部费用。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 , 认为：参赛者和观赛者都应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上诉人张少龙作为成年人 , 又是足球爱好者 , 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 , 应当知道在足球场内观看比赛时可能存在的危险 , 但其在下场后坐在球门附近观看球赛 , 其并未避免能预见的危险，应承担过错责任。但上诉人张少龙被被上诉人袁啸踢伤的事实存在 , 应认为过失过错行为 , 风险应共担。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 , 被上诉人袁啸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 适用法律错误 ，判决欠妥。据此 ,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 , 判决如下：1、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2003) 雨民一初字第 1574 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 。 2、张少龙共用去的医疗费 1433.5 元 法医鉴定费 470 元 , 共计 1903.5 元 , 由张少龙与袁啸各承担一半。 [1]
二、案例引发的理论思考
（一）自甘风险理论与实践
在英美法上称之为Assumption of Risk，主要适用于过失侵权行为（Negligence）,如何处理，有二种见解。英国法院有认为被告自甘风险时，原告并未违背其注意义务（duty of care）,不成立过失侵权行为。亦有认为被告主张原告自甘风险的抗辩时，得除去过失侵权行为效力。无论采取何者，其结果均属相同，即原告不得请求过失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在英美法上除Assumption of Risk外，尚有Comparative Negligence（比较过失）。由于Assumption of Risk 使原告完全不能请求损害赔偿，过于僵硬，常造成不合理的结果，甚受批评，故法院（尤其是美国法院）常越避Assumption of Risk，而认定系属Comparative Negligence。亦有试图将此二种抗辩融合为一，以利个案适用，发展趋势实值注意。 [2]
在德国法上，自甘风险称为Handeln auf eigene Gefahr （或Einwilligung in Risiko），实物上见解历经变迁，早期认为是默示合意免除责任，其后解释为被害者的允诺，具阻却违法性。最近则强调此属与有过失问题。 [3]
王泽鉴认为，自甘风险指明知某具体危险状态的存在，而甘愿冒险而为之。[4] 王利明认为，受害人自甘冒险是指受害人已经意识到某种风险的存在，或者明知将遭受某种风险，却依然冒险行事，结果使自己遭受了损害。[5] 张新宝认为，受害人同意作为一种正当理由的抗辩，是指由于受害人事先明确表明自愿承担某种损害结果，行为人在其所表示的自愿承担的损害结果的范围内对其实施侵害，不承担民事责任。并且认为应当同时符合四个要件：1.受害人事先明示的真实意思表示。2.行为人主观上的善意。3.不超过同意的范围和限度。4.受害人之同意不违反法律与社会公德。 [6]
从上述英美法及德国法的理论与实务发展和我国法学家的理解与阐述，可以看到，理论和实践中对“自甘风险”的认识有着一个逐渐的转变过程，起初的把它作为被害人的 “同意”、“允诺”，从而使得“自甘风险”成为抗辩的事由，最终使得受害人不能请求赔偿，后注意到此种结果会导致不合理的结果，受到诸多诟病，虽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现在趋向于纳入“与有过失”或者“受害人部分过错”的范围，让原被告根据其在导致损害所承担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当遇到“自甘风险”的情况时，由法院衡量当事人对损害或扩大的原因力，以合理分配其责任。
我国法律虽然没有对 “自甘风险”或者自愿承担危险的免责事由，但是《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受害人的民事责任。”《人身损害解释》第2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上述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于受害人有过错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使得较偏重于保护受害人利益，有矫枉过正之嫌。最近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条规定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权衡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至于采用比较原因力说、比较过错说、还是折衷说[7] ，需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二）公平责任理论
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Billigkeitshaftung）或“具体的衡平主义（Prinzipderkonkreten Billigkeit）”[8] 在台湾地区侵权法中的衡平责任仅指一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衡平责任，一为雇佣人的衡平责任。[9] 王利明认为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适当补偿。[10] 他认为我国民事侵权体系是由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所组成的。过错责任是一般原则，严格责任是各种特殊侵权原则，公平责任是弥补过错责任原则不足、补救当事人的原则。[11] 但是很多学者不认同把公平责任作为一个归责原则，杨立新认为，一是《民法通则》并没有规定公平原则是归责原则；二是公平原则调整的范围过于狭小且不属于严格的侵权行为；三是实践中双方都无过错的损害纠纷并非一律使用这个规则。[12] 张新宝也不同意将公平责任原则，一是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没有具体对象；三是认识论上的考察。[13]
考量上述观点，对于公平责任是否可以作为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分歧比较大，但是最终《侵权行为法》支持了反方的观点，旗帜鲜明的在第6、7条规定了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并且第24条认为，公平责任是一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形态和损失分摊的规则，而不是侵权归责依据问题，是按照侵权归责原则，行为人不构成侵权，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下，受害人的损失按照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解决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是侵权损害赔偿原则，不是侵权行为归责原则。[14] 运用公平责任审理案件中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损害应当是财产性损害和人身损害中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二是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经济情况。[15]
三、运动侵害案件的自甘风险理论与公平责任法律适用
（一）运动侵害案件中适用两种理论的基本选择理念
根据上述对自甘风险理论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对于“自甘风险理论”的通说理论核心是受害人的“有过错”，让原被告根据其在导致损害所承担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本上讲是过错规则原则在原被告双方都有过失的情况下的具体运用，运用“自甘风险”的法律后果也是针对受害人就其过错程度、原因力情况对侵权人的侵害赔偿责任进行相应的减除。因此，在运动致害案件中关键问题是认定受害人是否有过错，如果受害人有过错的将自己置于风险状态中那么就可以运用“自甘风险理论”对侵害人进行相应的责任减除。法官在行使此项自由裁量权时，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判断、权衡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并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比较原因力说、比较过错说、还是折衷说。
根据上述对公平责任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对于“公平责任”的通说理论、立法实践核心是受害人、行为人的“无过错”，让原被告在损害发生时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依据侵权归责原则不构成侵权的前提下实现损害结果承担公平化的一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形态。受害人的损失按照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解决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在运用公平责任时，结合王利明的观点[16] ，应当注意1.损失程度与负担能力的结合，2.损害程度与受益情况结合，3.损害程度与受害人情况结合。
（二）运动伤害案件中适用两种理论的类型化问题
本文所说适用理论的类型化问题是指哪种类型的运动伤害案件使用什么理论进行分析、裁判的问题。
1.以运动员的身份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运动侵害划分为职业运动员运动侵害或有组织运动员运动侵害或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
（1）在职业体育运动员运动侵害中，不能仅仅依靠侵权责任法来救济，而是应当主要依靠非侵权行为补偿体系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进行救济，作为自甘风险理论和公平责任理论是属于依靠侵权责任法来救济的途径。
依照王泽鉴的三阶层损害赔偿或补偿体系的理论[17] ，他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将损害赔偿补偿制度分成了：第一层的侵权行为法，第二层的无过失补偿（非侵权行为补偿），第三层的社会安全保障。并且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由低到高的不同阶段，三个层次基本上由倒金子型转为平方型（平衡型）进而转向金字塔型。
而我认为，此种理论在运动伤害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具有高度商业化、职业化、专业化的职业运动中，解决职业运动员的侵害案件中应当主要依靠社会安全体系和无过失补偿制度来解决损害补偿问题。依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职业运动员的运动侵害事由的发生基于其职业的特征，职业运动员把运动训练和比赛作为其谋生的手段，训练和比赛是其工作内容，运动员与其所在的运动组织、机构、俱乐部是一种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其运动过程中发生的侵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侵害在性质上应当类比因工伤害或受伤，因其伤害他人或者受他人伤害应当由其所在的组织、机构、俱乐部承担相应的补偿、赔偿责任；
其次，根据职业运动特点及惯例，除非故意地以伤害对方身体至其伤残为目的的行为应当依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原则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或者以刑法的故意伤害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其他在职业运动过程中的伤害或者被伤害事件中通常都是组织、机构、俱乐部承担相应的损害补偿、赔偿；
再次，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规定，俱乐部、体育联合会、体育协会举行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上保险，同时运动员、教练、志愿者等参加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动也必须上保险[18] 。在我国，体育长期以来是“举国体制”，运动员伤、残、病都由国家负责，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商业保险，运动员也养成了一种“依靠”思想。而随着我国体育产业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体育组织、运动员都不断变成市场经济中的一员，需要自己为自身的安全保障负责。由于有关体育组织、运动员及广大普通体育健身者风险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因此缺乏主动投保的积极性。[19] 我国现有的关于体育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有《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试行办法》、《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等，存在如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等问题。另外，并没有专门的对体育主办方、组织者、体校学生保险的规定。[20] 目前我国的体育保险主要险种有：运动员伤残和死亡保险、公众责任险、财产险等，其他的国际上较常见的有关重大赛事的保险，如“赛事取消保险”、“电视转播取消保险”、“俱乐部降级保险”、“赞助取消保险”、其他财务风险保险等，在国内还是空白。[21] 可见，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现状和保险险种设置以及各组织、机构、俱乐部的投保现状完全可以涵摄职业运动中损害赔偿问题；
最后，在职业体育运动中，可以由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诉讼解决机制并非唯一的途径，并且具有其他解决途径优先适用的趋势。我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运动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作为外部救济手段的体育仲裁制度尚未建立。随着我国运动职业化进程的发展和商业化运作的正当化、规范化，利用行业内部救济途径、调解、仲裁、诉讼相结合的方式解决职业运动员的运动伤害问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2）在有组织运动员运动侵害中，我们这里讲的有组织运动是区别于职业运动员的组织活动，较常见的是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组织、机构等（以下简称“供职组织”）的职员、员工、成员在其组织、协调下进行的团体性比赛、联谊、聚会中的运动过程中，个体运动员不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相应的训练、活动、比赛，而是有一定的代表其所在“供职组织”的性质前提下发生的伤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的情况。在此种情况，我认为可以运用 “自甘风险”理论，但是运用这种理论的承担风险主体应当是具有组织作用和地位的“供职组织”，由于其运动员是为其“供职组织”的利益进行体育运动，其进入这种体育风险状态的原因是由于维护并考量后的结果，应当由“供职组织”承担相应的风险，但是“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限于所实施运动种类的类型，较为高对抗、难度、受伤害机率较大的运动，则“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越大，对抗程度、难度、受伤机率较小，则“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较小，超过其风险范围内的超出部分伤害结果应当由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这种伤害如果是由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蓄意伤害而实施的行为造成的，那么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原则追究民事侵权责任或者依据刑法的故意伤害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
（3）在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中，可以充分利用两种理论来解决相关问题，如果从事的运动项目是激烈程度较高、身体对抗性较强的运动可以运用“自甘风险”理论，但是其风险程度也视运动的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对抗性、激烈程度较小的运动，运动员承担较小的风险，侵权人应当承担较大的赔偿份额；对抗性大的运动，运动员承担较大的风险，侵权人应当承担较小的赔偿份额。但是对于侵害行为基本上属于偶发事件的基本上属于低风险、低对抗性运动中的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损害案件，不能通过“自甘风险”理论来解决问题，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综合考量双方的经济条件和损害的程度。
2.以业余运动的激烈程度、身体对抗性、强度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业余运动侵害划分为高风险性运动侵害、一般风险性运动伤害、低风险性运动伤害。
（1）在高风险性运动伤害中，高风险运动是指在运动过程中比较激烈、具有很强的身体对抗性、甚至运动本身就是鼓励一种符合规则的“暴力”，比如拳击、击剑、摔跤、柔道、跆拳道等运动，在此类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就应当以理性人能够认识到侵害后果的角度认识到参加此类运动就意味着伤害到别人或者被别人伤害，只要在规则允许范围内的伤害都应当由双方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承担自己参加此项高危险运动的相应后果，但是不能违反规则，如违反规则引起的伤害则不在“风险”涵摄内容中，不能运用“自甘风险”理论予以违法性阻却，行为人在违反规则的情况下依照侵权法理论的过错责任原则追究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在一般风险性运动伤害中，一般风险是指在运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身体对抗性、激烈性，在此项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就应当以理性人能够认识到的一般侵害后果的角度认识到，参加此项运动就意味着有一定可能性会伤害到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到，比如棒球、垒球、篮球、足球、排球、手球等运动，但是此类运动所涵摄的“风险”要明显小于高风险类运动，机率也明显低于高风险类运动，因此参加此项运动的运动员所承担的风险要略低，对侵害人的风险要求较高，对受害人的风险要求较低，而且“风险”只涵盖在规则允许情况下所导致的损害，超过“风险”程度的重大伤害的超出部分应当由侵害人承担，由于违反规则导致的伤害由于不为“风险”所涵摄，因此违反规则的伤害只能由侵害人承担。
（3）在低风险性运动伤害中，低风险是指在运动过程中具有轻微的身体对抗性、激烈性，如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运动，在此项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即使以理性人的角度也不会预见到伤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的后果，伤害发生的机率、程度都是比较小的，在从事此项运动中发生伤害是一种低概率事件，因此运用“自甘风险”理论就不具有合理性，从事此类运动不能视为是进入了一定“风险”范围。在此类损害发生后，只能根据公平责任来衡平双方利益，对损失进行合理分摊。但是在运用此项公平责任时，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应当对损害的性质进行划定，对于财产性损害或者人身损害中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可以归入损失费用，由双方分担损失。非财产性损害中的精神损害则不能提出依此公平责任进行分担。
第二、应当充分考量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条件。这些经济条件包括当事人的实际经济收入、必要经济支出、应对家庭和社会承担的经济负担。法院可以考量双方经济条件和能力将损失在两方之间进行分摊，也可以在进行考量双方财产状况对比、损失大小等因素的基础上，裁定由一方承担所有损失。如果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好于或等于受害人的经济状况，应当由行为人承担更多的经济损失。由受害人承担更多损失时应考的主要是：（1）当受害人因损害发生造成经济条件严重恶化时，可考虑由经济条件较好的承担全部损失；（2）当行为人自身经济条件非常困难时，可以考虑有经济状况较好的承担全部损失；（3）当损失显著轻微时，可以考虑由受害人承担；（4）如果受害人已经通过保险分散了部分风险，那在分担损失时，可以酌情让受害人承担更多损失。[22]
3. 以受害人是否业余运动员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运动侵害划分为对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或对其他人员运动侵害。
（1）在对业余运动员侵害中，由于业余运动员是运动的参加者，对于所参加运动的类型、激烈程度、对抗程度、风险程度有最为直接的了解，而且对于该运动的风险大小、可能发生的损害他人、被他人损害的可能性有较为直观的了解，根据“理性人”的标准进行衡量，使得受害人在“风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受侵害风险，侵害人在“风险”范围内免除相应的侵害责任，但是此种“风险”应当是运动中的合理冲撞、规则允许的身体接触所导致的伤害，而不能是违反规则的身体伤害或者以故意给他人身体带来伤害的故意报复，不能运用“自甘风险”理论来减轻或免除相应责任。
（2）在对其他人员运动侵害中，由于其他人员也分成与运动相关的人员和与运动无关人员两类，因此，适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区别。与比赛相关的裁判人员等，属于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应当与运动员一样承担与运动类型相匹配的相应程度的“风险”。而与运动无关的人员就不能适用“自甘风险”理论，例如，在一个开放的运动场内，跑道上有人在散步或者慢跑，操场上有自行组织的人员进行足球运动，在一方前锋进行射门时，将球射偏，打在跑道的散步或慢跑人员的脸上，造成眼睛视网膜脱落，那么就不应当适用“自甘风险”理论，而是运用公平责任进行损害分担。正如合同领域的“合同相对性”原理，“自甘风险”也应当有其限定范围，在其限定的与此项运动有关的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超过了此范围“自甘风险”理论就失去了适用的合理性，只能是根据双方均无过错的事实，运用“公平责任”比较双方的经济实力、条件和损失的大小进行衡量，以合理分摊伤害所带来的损失。
（三）前述案例适用理论分析
利用上述的两种理论运用类型化分析的结论，案例中的伤害为业余运动中运动员对参观比赛人员的伤害问题，应当运用“自甘风险”理论进行分析判断。总的原则为参观比赛人员应当是与比赛有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况且其观看比赛的地点是球门旁边，“风险”程度也相对较大，因此法院可以判令侵害人承担少量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