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3月8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8年5月22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正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我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则。
第一章 会议的举行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第一季度举行。省人民代表大全常务会议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提议，可以召开省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
第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召集。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本届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的两个月内，由上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度，始得举行。
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必须请假。
第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开会日期和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代表。
临时举行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日期和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应当及时通知代表。
第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设区的市、自治洲和驻省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组成代表团。
代表团全体会议推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团长召集并主持代表团全体会议。副团长协助团长工作。
代表团根据情况，可以分设若干代表小组。代表小组会议推选小组召集人。
代表团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由代表团全体会议、代表小组会议审议。
第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预备会议举行前，各代表团讨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议程草案以及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提出意见。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根据各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可以对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议程草案以及关于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提出调整意见，提请预备会议审议。
条八条 提交省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的有关决定草案，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提交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的有关决定草案，由上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会议议程和关于会议其他准备事项的决定。
预备会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由上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第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主席团主持。
主席团的决定，以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一条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若干人，推选主席团成员若干人分别担任每次大会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并决定下列事项：
（一）副秘书长的人选 ；
（二）会议日程；
（三）表决议案的办法；
（四）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日期
（五）其他需要由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的事项。
第十二条 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由上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对属于主席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向主席团提出建议。
第十三条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代表团团长会议，就议案和有关报告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就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汇报情况，回答问题。会议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应当向主席团报告。
第十四条 主席团可以召开大会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就议案和有关报告发表意见。
第十五条 主席团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提议，经大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会议的会期可以缩短或者延长。
第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立秘书处。秘书处由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组成。
秘书处在秘书长的领导下，办理主席团交付的事项和处理会议日常事务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第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检察长，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其他有关机关、团体的负责人，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列席会议的人员因病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列席会议的，必须请假。
列席会议的人员，可以在会议上发言，没有表决权。
第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公开举行。
会议期间，代表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简报印发会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旁听办法另行规定。
会议根据情况可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
会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决定和决议，应当公布。
第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如有必要可以举行秘密会议。举行秘密会议，经主席团征求各代表团的意见后，由有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主席团会议决定。
第二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有关代表团应当为少数民族代表准备必要的翻译。
第二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并将主席团通过的关于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印发会议。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应当写明提案的理由及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附有关材料。提出的地方性法规案，应当附有地方性法规草案及说
明；提出的地方性法规修正案。应当附有该地方性法规和修正草案及说明。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案，应当写明提案的理由和要求。
第二十三条 经主席决定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按照本规则的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经主席团决定不作为议案处理的代表提出的议案，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第二十四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五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提案人或者有关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有关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部门，应当提供有关的资料。
第二十六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提案人应当向会议提出关于议案的说明。议案由各代表团审议，主席团可以并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作出相应决定。
第二十七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关于该地方性法规案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审议。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地方性法规案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各代表团，并将修改后的地方性法规案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将准备提请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印发代表和有关市、州、机关、团体、广泛征求意见，并将意见汇总印发会议。
第二十九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交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继续审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提出报告，或者授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 间
审议决定，报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第三十条 对于未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有关机关应当根据大会通过的关于议案处理决定办理，并于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举行前，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后，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
议作出书面报告。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交由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处理。各承办单位必须及时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在三个月内答复代表，代表对处理情况仍有意见时，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交
由有关承办单位重新处理和答复。
第三章 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
第三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会议提出工作报告。
第三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听取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的工作报告后，由各代表团审议。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秘书处根据各代表的审议意见，向主席团提出对工作报告的修改意见和相应的决议草案，经主席团决定，将修改后的工作报告和相应的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秘书处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再次向主席团提出对工作报告的修改意见和相应的决
议草案，经主席团通过后，将修改后的工作报告和相应的决议草案印发会议，并由主席团将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三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就本年度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上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本年度全省财政预算及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向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其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汇报，由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
审查。同时，其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也应当分别对有关部分进行初步审查。财政经济委员会综合审查意见，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同意后，交省人民政府。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民政府应当向会议提出关于本年度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上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本年度全省财政预算及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将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草案）、全省财政预算收支表
（草案）和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表（草案）或决算表（草案）一并印发会议，由各代表团审查，同时由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
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关于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进行审查，向主席团提出审查结果报告，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并将关于全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关于全省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三十七条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经省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作部分变更的，省人民政府必须将变更方案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第四章 选举和辞职、罢免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或者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在代表中提名。省长、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主席团或者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人选，由各政党
、各人民团体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合提名。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条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副省长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人至三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应选人数在选举办法中
规定具体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
如果提名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省长的候选人数符合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提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数符合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如果提名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
省长的候选人数超过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提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数超过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预选，根据在预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
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换届选举省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提名、酝酿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
第四十条 候选人的提名人应当向主席团介绍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并对代表提出的问题作必要的说明。主席团应当将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印发代表。
第四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省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得票数超过全体代表的半数的，始得当选。选出的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选举或者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四十二条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果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可以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候选人，也可以依照本规则规定的程序另行提名、确定候选人，由选举办法规定。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可以在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上进行，也可以在下一次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上进行。
另行选举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省长时，依照本规则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确定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大会全体会议通过。
第四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的具体办法草案和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办法草案，交各代表团审议。会议秘书处根据各代表团意见进行修改后，由主席团提交大会全体会议通过。
其他各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补选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长、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具体办法，按照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由本次省人民代有大会会议决定。
第四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辞职的，由主席团将其辞职请求交各代表团审议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大会闭会期间提出辞职的，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是否接受辞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应当报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缺位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分别在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人选。决定的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第四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罢免案由主席团交大会审议后，提
请全体会议表决；或者由主席团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罢免案提交全体会议表决前，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或者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辨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辨意见。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申辨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的申辨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罢免案由主席团交大会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罢免案提交全体会议表决前，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席团会议和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辨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辨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第四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被原选举单位罢免的，其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职务相应撤销，由主席团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第四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罢免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章 询问和质询
第四十九条 各代表团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的时候，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询问。
主席团和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议案和有关报告进行审议的时候，省人民政府或者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并可以对有关议案或者报告作补充说明。
第五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五十一条 质询案答复方式由主席团决定，可以由受质询机关在主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也可以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主席团会议或者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代表有楷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席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
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由主席团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 提质询案的代表对答复质询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席团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六章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
第五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书面联名，可以提议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席团提交大会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组成，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第五十四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省内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提供必要的材料。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调查委员会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予以保密。
第五十五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省人民大会提出调查报告。省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五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授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报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第七章 发言和表决
第五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五十八条 代表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发言两次，第一次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不超过五分钟。
代表要求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须于会前报名，由大会执行主席安排发言或者由大会秘书处印发书面发言。
代表临时要求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经大会执行主席许可，始得发言。
第五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代表团团长或者代表团推选的代表在主席团会议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就同一议题发言两次，第一次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不超过十分钟。经会议主持人许可，发言时间可以适当延长。
第六十条 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议案，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六十一条 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议案采取投票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由主席团决定。
第六十二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3月8日
八二宪法颁布30年来，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理论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研究重心上的重要转移，即从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转移到对宪法解释本体论问题——例如宪法解释的性质、目标、方法的关注上来。这一学术研究重心的转变在进人新世纪后更加明显。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观察，我国宪法学研究重心的转变，体现了我国宪法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本文拟就这一转变做简要的回顾并稍加评论。
一、从宪法解释体制到“宪法司法化”
宪法解释在我国“入宪”的时间甚早。七八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八二年宪法确认了这种宪法解释体制，但从八二宪法颁布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宪法学界并没有将宪法解释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我国第一部宪法学统编教材只用了很小的篇幅对宪法解释的原因和体制进行了粗略的介绍，[1]同一时代出版的两本重要的宪法学专著甚至都没有提到宪法解释问题。[2]那个时代宪法学界更为关心的倒是宪法监督（违宪审查）问题。不过从宪法学理论上说，宪法监督与宪法解释密切相关，[3]宪法解释本身也是宪法实施的构成部分，宪法监督与宪法解释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宪法学界对宪法监督体制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宪法解释问题的研究。整体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研究重心从宪法解释的一般概念和宪法解释体制转移到法院能否进行宪法解释的问题上来。这是一个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的过程，也为本世纪初“宪法司法化”的浪潮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对各国宪法解释体制的介绍，以及对我国宪法解释权归属的论证。1988年发表的《论宪法解释》[4]一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宪法解释的原理、各国的宪法解释体制。这是一篇具有综论性质的学术论文，其对我国宪法解释体制的论证深入而具体，已经显现了当代宪法解释学的某些端倪。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对宪法解释的一般概念与功能进行了介绍，例如1990年发表的《论宪法解释》一文探讨的问题主要有宪法解释的原因、解释的原则、解释机关、解释的类型以及解释的效力。[5] 1993年发表的《宪法解释之比较》[6]也是从比较法的角度，具体阐述了宪法解释的原因、解释机关、解释原则和解释的效力。由今日的眼光观之，这些文章具有论纲的性质，着眼于对宪法解释一般性问题的介绍，但无论对外国宪法解释问题的介绍，还是对我国宪法解释问题的论证都显得不够深入。
1993年之后，我国宪法学界出现主张改革现有宪法解释体制的论文。这是因为，我国现有的宪法解释体制有其固有的缺陷。现行宪法只将宪法解释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由于繁重的立法任务在事实上无法承担宪法解释的重任，从实践层面看，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做出过正式的宪法解释。为解决这一实践性难题，有不少学者主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成立专门性的宪法解释机构负责宪法解释。[7]更有学者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来行使宪法解释权。该学者认为，现行宪法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解释机构并不合理，因为立法机关的宪法解释以其立法权为基础，为立法权本身所固有，它可以依据立法权对宪法进行解释；相反，最高人民法院却应当成为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宪法并不违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全国人大可以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推翻法院的宪法解释。[8]也有学者主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行使宪法解释权，即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而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设立违宪审查庭来进行宪法解释；当两者的解释发生冲突时，则以宪法委员会的解释为准。[9]
由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的理论主张，随着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作出司法解释而逐渐产生影响，尽管当时就有对此提出质疑的论点，认为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不合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10]但“宪法司法化”的主张依然成为进人新世纪后宪法学界最热门的话题。[11]各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由法院进行宪法解释的妥当性，但也有不少学者反对“宪法司法化”的提法，反对由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他们或者主张回到我国宪法确立的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宪法解释的模式，[12]主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直接承担释宪职能；[13]或者主张选择欧洲大陆的宪法解释模式，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专司宪法解释。[14]有意思的是，“宪法司法化”的主张即便在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废止有关“齐玉苓案”的批复后也没有消失，依然有学者主张法院适用宪法是我国宪法保障制度的重要特点，[15]还有学者论证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并不是排他性的，法院解释宪法不仅是法院的职权，也是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16]
单从学术讨论的频度上说，进入新世纪后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体制的探讨在逐渐淡化。其缘由似乎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经过多年对各国宪法解释体制的介绍和对我国现有机制的研究，多数宪法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宪法解释体制运行不利，应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这是一个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且极为稳重的学术主张，代表了宪法学界的基本共识。对此只需付诸实践，无需再多的论证了，而且也很难再论证出新意。其二，“宪法司法化”的论点虽然依然存在，但其学术主张却存在宪法文本上的较大障碍。我国《宪法》第67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这是“宪法司法化”的论点无法回避的事实。除非修改宪法直接赋予法院以宪法解释权，否则“宪法司法化”难以实现。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没有法院进行宪法解释的制度空间，[17]继续讨论“宪法司法化”的学术意义不大。当然，总体来说，我国宪法学界30年来对宪法解释体制的探讨具有非常浓烈的“修宪思维”，无论是主张设立专门宪法解释机构的论点还是“宪法司法化”的主张，都要想方设法“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严格来说这已经超出宪法学家的应有立场。宪法学的任务在于通过各种方法解释宪法，而不在于对既有宪法文本的批判。[18]或许在新世纪后宪法学界已经逐渐有了宪法方法论上的自觉，那种纯粹以改善我国宪法解释体制为论述目标的研究在逐渐减少，这是一扇徐徐闭合的门。
二、从宪法解释到宪法解释学
与淡化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相对应的，则是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性质、目的和解释方法等本体论问题研究的强化，这是一扇逐渐打开的门。当然，如果要做学术史的探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一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8年发表的《论宪法解释》一文就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宪法解释的几项原则，即遵循制宪者意图原则、整体性原则和社会利益原则。[19]当然，那个时代对宪法解释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引介性的。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有所改变，而令人惊奇的是，实际上早在“宪法司法化”浪潮之前就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宪法解释的本体论问题了。1999年发表的《试论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是最早专门讨论宪法解释基本性质问题的论文。[20]这篇论文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主张宪法解释既不可能绝对客观，但也不能主观恣意，而应寻求一种相对客观的解释。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该文对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讨论，实际上是对宪法解释目标的讨论，而这是法解释学最为基本的问题。[21]2000年，又有学者从宪法解释方法的角度，评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22]与同时代人们对宪法解释体制的关注，尤其是与2001年后出现的“宪法司法化”的浪潮相比，这些对宪法解释目标与方法的讨论并不是当时宪法学的主流，但它却标志着宪法解释研究转型的开始。
进入21世纪后，虽然“宪法司法化”的讨论盛极一时，但对宪法解释本体论的研究却逐渐成为一道洪流。在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举办的“宪法解释学：基本框架、程序与方法”研讨会上，“宪法解释学”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宪法解释学被认为是解释宪法的理论、规则、知识与方法的一门独立学科，在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处于核心与基础的地位。[23]这一学术会议是我国宪法解释研究的重要转折点，而宪法学者对宪法方法论的逐渐自觉为这个转折的出现和深化奠定了基础，并起到了推进器的作用。2001年就有学者疾呼宪法学的研究应当“围绕规范”，主张宪法规范是宪法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而对宪法规范的解释正是宪法学的“看家本领”和“独门暗器”。[24]随着法学方法论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兴起，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宪法学的固有立场，主张宪法学的研究应当以宪法文本为中心，强调对宪法文本的尊重；[25]主张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展开宪法解释。[26]可以说，宪法学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以及对宪法文本的强调，导致了对宪法解释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另外，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宪法学者即便是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也主张要以宪法文本为基础，而非抛开文本提出理想型的修宪建议。[27]
新世纪以来，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基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宪法解释方法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当代宪法学的显学，成果丰硕。从发表的学术成果看，有对宪法解释方法论进行概括式讨论的论文，[28]但更多的是对某一种解释方法的专论，例如，比较解释[29]结果取向解释、[30]社会学解释方法等的讨论。[31]二是对外国宪法解释学和解释方法论的引介，主要是对美国宪法解释理论的引介，宪法学者对此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于对美国原旨主义解释方法、[32]文本主义方法、[33]德沃金的宪法解释理论等的讨论，[34]也有结合具体案例对德国宪法解释方法的介绍。[35]相比之下，结合具体案例对宪法解释方法的阐述更有针对性，令人印象深刻。三是对宪法解释专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宪法解释的基本性质、[36]合宪性推定、[37]合宪性解释、[38]宪法解释的效力等的讨论。[39]四是对我国宪法解释实践的阐述和分析。[40]
总体来说，21世纪前十年可谓宪法解释研究的深化时期，由于有了方法论上的初步自觉，宪法解释研究的范围、深度，尤其是对宪法解释方法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因为宪法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自觉尚属初步，对宪法解释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单就对宪法解释方法的研究而言，不少的学术论著尚停留于单纯就方法谈方法的阶段，自觉应用宪法解释方法论证具体宪法问题的少。宪法解释方法如果不能应用于对宪法具体条款的解释并展示其理性论证的功能，关于解释方法的研究结论或许就不具有说服力。[41]因此，对宪法解释的研究，其意义更在于将宪法解释的方法应用于对具体宪法规范的解释，在其中彰显宪法解释方法的理性论辩力和说服力。最近几年，宪法学界已经出现了具体应用宪法解释方法论证某个宪法条款和单项基本权利的学术论著，[42]也出现了应用宪法解释方法对整个宪法基本权利章进行体系化阐述的论著。[43]这是宪法解释学深化的具体表现。
三、宪法解释：对“宪法守护人”的学术监督
八二宪法已经生效实施30年。3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正式的宪法解释，虽然宪法学界也曾设法找出其认为具有宪法解释属性的文件，[44]但这样的文件屈指可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数以百计的法律文件。需要指出的是，释宪机关对宪法的正式解释并非宪法解释的唯一方式，立法机关根据宪法制定法律，既是对宪法的具体化，也是对宪法条款的解释和实施。[45]就此而言，可以说我国宪法的实施更多的是通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而不是通过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实施的。这就是我国宪法的实施方式，宪法学界需要面对而不是回避这种实施方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宪法》第5条明确宣布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从规范的角度看，《宪法》第5条所预设的立场至为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未必总是合乎宪法的宗旨。因此，如果我们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当作是对宪法的实施和解释，那么依然存在一个它是否合乎宪法宗旨的问题。如何判断宪法的宗旨，如何认定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的标准，这些都是宪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宪法学界不能放弃的学术责任。十余年来我国宪法解释研究的转型，正意味着宪法学界对我国宪法实施方式的正视。
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有一个“监督者由谁来监督（Quis custodiet custodes）”的问题，[46]这个问题不能做无穷尽的倒推，而必须要有一个终结。从比较法的角度看，美国和德国都有着具体的违宪审查机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因此被称为“宪法的守护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宪法的守护人”作出的任何宪法裁判都能符合宪法的宗旨，因此美国和德国宪法学理论的一个主要目标就在于对宪法裁判的评论，即对宪法裁判机关作出的宪法裁判进行学理上的批评。这既是对“宪法的守护人”的监督，也是对宪法原则和规范的呵护，还是学术研究发挥政治功能的重要体现。我国没有类似德国和美国的违宪审查机制，但我国并非没有“宪法的守护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因此，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学术监督，就是宪法学界不能忽视的义务。反过来说，如果宪法学界一味地纠缠于对宪法解释体制的讨论，醉心于“宪法司法化”的幻想，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弃之不顾，这不仅意味着宪法学界没有正视我国宪法的实施方式，更意味着宪法学界放弃了其学术责任。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可以说美、德宪法学理论都是围绕着释宪机关的宪法实践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宪法理论大厦，这些宪法理论反过来又影响到该国的宪法实践，从而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比如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1919年在申克诉美国案中提出的“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标准，一开始只是一个刑法上的认定犯罪未遂的标准，它和基本权利的保护毫无关系。[47]不过这个标准在提出之后即受到了同时代的汉德法官和宪法学家贾菲的学术批判，贾菲同年即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战时的言论自由》的学术论文，对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发现真理进行了详细的讨论，[48]后来霍姆斯和贾菲还有着当面的讨论。霍姆斯显然受到了贾菲学术讨论的影响，他后来在Abrams v. UnitedStates案中就是顺着贾菲的思路，提出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并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改造为“明显且即刻的危险”（clear and imminentdanger）标准。经过上述改造，发现真理即成为阐明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规范目的的重要理论，而“明显且即刻的危险”一跃成为言论自由的特殊保护标准。这个过程彰显了宪法理论对宪法实践进行学术监督的巨大意义。
对我国来说，宪法学理论对宪法解释基本问题，尤其是解释标准和方法的探究，能够为立法机关在法律制定过程中提供较为具体的指引。一般来说，宪法规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很多时候它并不能为立法机关提供具体的指引。例如根据我国《宪法》第51条的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一个概括限制条款，立法机关可以根据这个条款制定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以维护公共利益。问题就在于“公共利益”的概念过于不确定，因此如果听任立法机关对《宪法》第51条的任何具体化立法，则任何在立法机关看来不合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将不能得到宪法的保护，[49]这显然有违宪法保护基本权利的宗旨。宪法学的任务，就在于要对公共利益概念做类型化处理，并提出具体的限制标准。例如，虽然《宪法》第51条是概括限制条款，但因为宪法对各个基本权利的保护程度不同，所以各单项基本权利在公共利益的尺度上未必都有着相同的权重。[50]基本权利的这种特点，就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时，要具体考虑各项基本权利的不同属性以及宪法的不同保护程度，从而使其所制定的法律能最大程度地符合宪法保护基本权利的宗旨。因此，未来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研究，应当在精细化上多下功夫，通过对宪法解释方法的具体应用，而对各单项基本权利的属性、保护程度及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形成较为成熟而稳定的理论体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宪法解释理论就能够对立法机关提供具体的指引，并发挥学术监督的功能。
四、结论
20世纪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就设立专门宪法解释机构的结论而言可谓深有共识。宪法学界的这个基本共识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回应，[51]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政治功能。21世纪以来，宪法学界出现了回归法学立场的趋势，开始强调宪法解释学在整个宪法学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主张将宪法文本作为宪法学研究的核心。这是宪法学界方法论上逐渐自觉的体现。当然，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目前还在行进当中，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方法论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共识远未形成，还不足以应用宪法解释方法就宪法具体条款达成有共识的解释方案。例如对于物权法是否违宪的问题，它显然涉及对《宪法》第12条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款的解释，学界的争议虽然热闹，但多数属于各说各话，无法达成共识，自然也就无法履行学术监督的责任。未来宪法学要做的，就是要在方法论自觉的基础上，通过精细化的研究，逐渐在宪法解释目标、宪法解释性质和宪法解释方法等问题上构筑宪法解释的理论体系，并在方法论的基础上构建和形成对宪法条款之解释方案的基本共识，从而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形成有效的学术监督。
注释:
[1]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2]王叔文：《宪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4]甘藏春：《论宪法解释》，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5]王玉明：《论宪法解释》，载《现代法学》1990年第4期。
[6]张庆福：《宪法解释之比较》，载《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2期。
[7]胡弘弘：《试论宪法解释》，载《现代法学》1995年第5期；牛凯：《完善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几点思考》，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8]王磊：《论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6期。类似的观点还有苏晓宏：《论宪法的司法解释》，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