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
（2007年11月23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发展、改善城市公共交通，规范城市公共交通活动，维护乘客、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建设、经营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城市公共交通，包括城市中供公众乘用的公共汽车（含大、中、微型公共汽车）、出租汽车、轨道交通等交通方式。
第三条城市公共交通属市政公用事业，是城市交通的主体，应当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相适应。
城市公共交通推行公司化、规模化经营，逐步形成以公共汽车为主体，出租汽车等其他交通方式为补充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第四条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确保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在规划、建设、管理和资金投入等方面建立保障体系，并优先扶持发展公共汽车，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和价格机制。
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城市公共交通领域，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城市公共交通监督管理，其所属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相关具体工作。
市、州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交通监督管理，其所属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相关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工作。
第六条 城市公共交通实行特许经营制度。
从事城市公共交通经营应当依法取得经营权。
从事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的经营权人应当与车辆所有权人相一致。
第七条 鼓励利用高新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推进智能公共交通系统建设。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规划、建设、公安和交通等部门编制，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按照国家规定批准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九条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应当明确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目标和战略，确定城市公共交通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定位、比例和规模、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措施、线网布局、城市交通与区域交通的衔接方式优化方案等。
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应当包括：各种城市公共交通方式的构成比例和规模、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用地范围、枢纽和场站、线网布局、设施配置以及公共汽车专用道等。
第十条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所涉及的用地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其所确定的城市公共交通枢纽、停车场、保养场、线路首末站、调度中心等设施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应当采取划拨方式供地。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非法侵占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地或者变更其用途。
第十一条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公安、规划等相关部门，按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设置城市公共交通枢纽、线路、站点、调度中心等。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居住区和其他客流集散地等工程项目，应当按照有关标准设计、建设城市公共交通枢纽、站点等设施，有条件的路段应当规划设置港湾式停靠站、公共汽车专用道和公共汽车优先通行的信号装置、标志等。
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应当和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参与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工程的验收。
第十二条社会投资建设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并向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开放，不得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改作他用。
政府投资建设的站场和出租汽车停靠站不得收取费用。
第十三条 未经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不得擅自设置、迁移、拆除、占用或者关闭城市公共交通设施。
因城市建设确需拆除、占用或者关闭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应当予以补建；不能补建的，应当采取补救措施，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未经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同意，不得在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上悬挂、架设宣传标语及其他物品。
不得污损、涂改、覆盖、毁坏城市公共交通设施。
禁止在城市公共交通站点摆摊设点及其他妨碍城市公共交通站点使用的行为。
第十四条设置城市公共交通线路应当遵循出行便捷、换乘方便的原则，并符合行业标准和当地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
公共汽车停靠站和出租汽车临时停靠站的设置，应当由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共同按照有关规定，结合乘客需要，在条件允许的路段合理设置,并不得影响行人通行。
未经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变更公共汽车停靠站和出租汽车临时停靠站。
第十五条经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符合条件的单行道可以允许公共汽车双向通行；符合条件的主要道口，可以设置公共汽车优先通行标志、信号装置。
第十六条公共汽车站牌应当标明线路编号、首末班车发车时间、所在站点和沿途停靠站点的名称、行驶方向等内容，并保持清晰、完好。
第十七条 城市公共交通站点以地名、街道名、历史文化景点和公共服务机构名称命名,由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确定。
不同线路的同一站点应当使用同一站名。
第十八条城市公共交通纳入公共财政体系。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对城市公共交通枢纽、场站建设、车辆和设施装备的配置、更新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基础设施配套费等政府性基金应当向城市公共交通倾斜。
第三章 经营管理
第十九条 公共汽车线路经营权获得者应当在取得经营权并办理完相关手续后30日内开始运营。
出租汽车经营权获得者应当在取得经营权并办理完相关手续后15日内开始运营。
第二十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承担社会公益性服务和政府指令性任务。
承担社会公益性服务的支出，由城市人民政府核实后进行补贴。
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的支出，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予以补偿。
政府指令性任务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应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应当依法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经营者以承包方式经营的，应当与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按照承包合同加强对承包人的监督管理，依法对其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
经营者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安排从业人员的工作和休息。
第二十二条 城市公共交通从业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年满18周岁，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二）无职业禁忌症；
（三）经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考核合格。
从事城市公共交通车辆驾驶的，还应当持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与准驾车型相符合的机动车驾驶证，3年内未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的重、特大交通事故。
第二十三条 从事城市公共交通经营的企业应当取得经营资格证。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依法取得城市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城市公共汽车驾驶员应当持有服务上岗证。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投入运营的车辆应当到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车辆运营证，实行一车一证。
经营资格证、客运资格证和车辆运营证由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核发。
第二十四条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学习培训制度，对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安全保障、职业道德、服务规范等培训。培训不得收取费用，所需资金由城市人民政府保障。
第二十五条道路、地下管线等城市基础设施施工或者其他原因影响运营安全及畅通，确需调整线路的，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政管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对运营线路进行调整，并于实施前15日向社会公告。公告期满后，经营者应当按照调整的线路运营。
第二十六条 城市公共交通特许经营权的转让，应当遵守《贵州省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特许经营权管理条例》的规定。
取得经营权未满2年或者经营权期限剩余不足2年的，不得转让。
整体出让的经营权转让的，应当整体转让。
违反前三款规定转让的，转让无效。
第二十七条设区的市和县、市、特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每年对经营者的运营服务质量、安全运行等情况进行1次综合考核，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八条 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应当符合规定的车型及技术条件。更新车辆的，应当报省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核准。
非城市公共交通车辆禁止使用城市公共交通顶灯、专用识别色等标志、标识。
第二十九条 利用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和运营车辆设置广告，应当经当地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广告的设置应当符合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管理规范，不得影响交通安全。
第四章 运营服务
第三十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加强对运营车辆的检查、保养和维修，保证运营车辆技术性能良好；
（二）保持车辆随车服务设施、服务标志齐全完好，车身、车厢、座垫（套）和行李箱整洁卫生，车窗玻璃上不得张贴或者悬挂有碍视线的遮挡物；
（三）在公共汽车车厢内的规定位置张贴线路示意图、乘车规则、投诉举报电话、运营价格标准，设置儿童免费乘车标尺、禁烟标志和老、幼、病、残、孕专用座位，在车身前、后及右侧设置规范醒目线路编号，在车身右侧标明停靠站；
（四）在无人售票公共汽车内装置投币箱、电子报站等设施，设置验卡设施的，验卡设施应当完好准确；
（五）在出租汽车显著位置标明经营单位名称、运营价格标准，使用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车身识别色、安装“出租”和“TAXI”字样的顶灯；
（六）按照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在出租汽车内装置检定合格的计价器，推广使用税控计价器；
（七）遵守城市公共交通的其他服务规范。
第三十一条 城市公共交通从业人员运营服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衣着整洁，文明礼貌，不得在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内吸烟，不得随地吐痰，不得向车外抛掷物品；
（二）按照核准的收费标准收费；
（三）向乘客提供有效的发票；
（四）执行有关免费乘车的规定；
（五）正确及时报清公共汽车线路编号、走向和停靠站，提示安全注意事项，为老、幼、病、残、孕乘客提供可能的帮助；
（六）在规定的公共汽车线路上运营，不得追抢、到站不停、滞站揽客，不得站外上下乘客、中途甩客、中途调头；
（七）随车携带运营证，按照规定放置或者佩戴客运资格证、服务上岗证等有关证件；
（八）出租汽车驾驶员空车待客时，应当显示空车标志，夜间亮化空车标志灯和顶灯；
（九）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停靠站候客时，进站排队，服从调度，按序载客，禁止在临时停靠站停车候客；
（十）城市公共交通调度员应当按序按需调度、及时疏散乘客；
（十一）遵守城市公共交通的其他服务规范。
第三十二条 城市公共交通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敲诈、勒索或者刁难乘客；
（二）欺行霸市、强拉强运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城市公共交通秩序；
（三）故意利用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堵塞交通；
（四）聚众滋事影响社会公共秩序。
第三十三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服务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开启空车标志接受乘客招停后，拒绝乘客合理运送要求；
（二）空车时，关闭空车标志接受乘客招停或者停车揽客；
（三）载客运营途中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
（四）无正当理由，未按照预约租车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载客；
（五）出租汽车驾驶员未选择捷径路线送乘客到达目的地或者未经乘客允许绕道行驶；
（六）计程、计时收费的出租汽车，驾驶员招揽他人合乘；
（七）私自拆卸、调整出租汽车计价器。
第三十四条公共汽车运营中发生故障不能正常行驶时，驾驶员、乘务员应当及时协调、组织乘客无需二次购票乘坐同线路同方向的车辆，同线路同方向车辆的驾驶员、乘务员不得拒绝。
第三十五条 乘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驾驶员、乘务员有权拒绝提供服务：
（一）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品或者影响公共乘车环境物品乘车的；
（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醉酒者，无人陪同乘车的；
（三）携带猫、狗等动物乘坐公共汽车的；
（四）乘坐出租汽车出市、县境或者夜间去偏僻地区时，拒绝到就近公安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的；
（五）不承担规定的出租汽车租车费和路、桥通行费的；
（六）在禁止停车或者下客的路段要求下车的。
第三十六条 乘客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乘车秩序；
（二）按照规定支付车费，出示月票或者免费乘车证件；
（三）不得在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内吸烟、随地吐痰或者乱扔杂物；
（四）不得有妨碍他人正常乘车或者影响他人人身安全、健康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可以拒绝支付车费：
（一）不按照规定标准收费的；
（二）不提供有效发票的；
（三）使用乘车卡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车辆时，验卡设施发生故障的；
（四）出租汽车计价器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使用的。
第五章 监督和投诉
第三十八条各级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上级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下级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省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城市公共交通安全行车、服务质量、车容车貌等方面的标准和规范。
第三十九条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依法核发资格证、车辆运营证等证件；
（二）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牟取其他利益；
（三）参与非法运营活动或者为非法运营提供保护；
（四）对根据乘客需要跨区域合法运营的出租汽车罚款、扣车；
（五）损害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条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人员执法时，应当统一标志标识、着装整齐、使用执法专用的示警灯。对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活动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向当事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执法时应当使用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格式的执法文书。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执法时，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城市公共交通执法人员驾驶执法车辆在城市道路上执法检查时，不得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
第四十一条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公开举报、投诉电话、通信地址、电子邮箱，接受社会监督。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举报、投诉之日起15日内调查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经受理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可以延长15日。对实名举报、投诉的，调查、处理结果应当及时反馈举报人、投诉人，并对举报人、投诉人信息保密。
举报人、投诉人应当提供车辆牌照号码或者车票等有关证据。
第四十二条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并按照规定启动城市公共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处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可以视情节轻重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可以视情节轻重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责令限期运营；逾期不运营的，终止其经营权。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签订承包合同的，责令15日内进行整改；逾期未整改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八条根据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经营者综合考核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者连续2年考核不合格的，终止其经营权。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没收顶灯等专用标志物品，责令改正，并处以50元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项或者第六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处以50元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第七项或者第八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以50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的，责令退还车费，处以50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六项规定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九项规定的，处以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以暂扣客运资格证、服务上岗证1至3个月；情节严重的，暂扣半年至1年；情节极其严重的，吊销客运资格证、服务上岗证。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或者第四项规定的，处以2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500元罚款，暂扣客运资格证3至5天；情节极其严重的，暂扣客运资格证1至3个月，暂扣车辆运营证，停业整顿2至5日。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五项规定的，责令退还乘客车费，处以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未取得客运资格证、服务上岗证的人员从事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服务的，责令停止服务，对经营者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经营者被处以停业整顿，其车辆在处罚期间运营的，延长停业整顿期限2至3倍，并责令其车辆在指定地点停放。
第五十六条 在公共汽车站点沿道路前后30米内路段停放其他车辆的，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
第五十七条 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可以终止其经营权：
（一）利用城市公共交通车辆聚众滋事、扰乱社会秩序、故意堵塞交通等，被处以行政拘留或者刑事处罚的；
（二）参与伪造、变造、改装机动车假冒城市公共交通车辆进行运营，经公安机关查证属实的；
（三）未经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停止运营并拒不整改的。
第五十八条未取得城市公共交通经营权从事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的，没收违法所得，暂扣车辆，并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依法扣留未取得城市公共交通经营权从事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的车辆，应当向当事人开具违法通知书、暂扣凭证。当事人应当在15日内到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
被暂扣的车辆，应当妥善保管。暂扣的车辆在规定期限内因非自然原因造成的损坏，由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赔偿。
自车辆暂扣之日起超过15日，并且经公告3个月当事人不到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的，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处理暂扣的车辆。
第五十九条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城市公共交通设施，是指城市公共交通停车场、保养场、调度室、枢纽、起止站、停靠站、出租汽车临时停靠站、站牌、公共汽车专用道、公共汽车优先通行信号装置、标志等。
经营权，是指城市公共交通特许经营权。
城市公共交通从业人员，是指从事城市公共交通运营、为乘客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乘务员和调度员。
第六十一条 城市轨道交通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道德之剑的熔铸
——也谈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
邵东县人民法院 刘海涛
[内容提要]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于当代中国法治是一种必要的尝试，对此认识的不同也将意味着不同的走向。在本文中，笔者提出了谨防道德强制和道德教育泛化两种危险倾向的观点，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而在笔者看来，这两种危险倾向其实有着一个共同的认识根源，那就是它们都忽略了法官在其职业道德体系构筑进程中的自觉性和能动作用。
[关键词]职业道德 道德强制 道德教育泛化
在展开本文之初，首先有必要就“道德”这一语词给出个大致明确的定义：所谓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⑴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中我们对道德的起源、形成、表现形态等方面尚存有诸多争议，但大家基本能够认同：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⑵。也就是说，道德区别于法律、党纪政纪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依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内心信念的力量来保证人们对它的遵守。
在转型的时期的中国，由于旧的社会规范机制正处于变动不居的整合过程中，人们对道德危机的忧虑也日渐深重。而市场经济的兴起更强化了全社会对诚信等道德规范的呼吁。因而，近几年来，各行各业在各自职业道德的构筑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关注。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同时也因应法官职业特质不断突显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并以其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该准则更多地体现出了对西方法治经验的借鉴和模仿，而殊少对本土传统资源的吸收，但其间昭示的先进司法理念，及其构画出的中国未来法官的大致风范，无疑是令人鼓舞的。一时间也引起了媒体的好评如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整顿清理法官队伍，提升法官群体素质”的制度性功能⑶。
但在笔者看来，《准则》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或仅在于：概括和宣示既有的优秀道德品格，引领法官职业道德的发展方向，促进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认知和统一——也就是说，它的功能在于“教化”而非“强制”——其理由就在于本文文首关于道德调整方式的认识。而当前一些关于《准则》的评论和赞誉以及热望，却体现出了关于法官职业道德体系构筑的某些令人不安的倾向。
这些倾向之一就是把法官职业道德混同于法官执业纪律，并试图以法律的或者有关组织的惩戒措施作为其实施的保障，我将其归纳为道德强制的倾向。其二就是单纯强调和依赖道德教育，忽略相关物质、体制、文化等方面配套措施的作用，这里我将它归纳为道德教育泛化的倾向。
以下分析之。
一、防止道德强制。
我在这里之所以使用“道德强制”而不是使用语法上更为精确的“道德强制化”，是为了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大量存在着的道德法律化现象相区别。必须认识到，那些经由法定程序被赋予强制拘束力的道德规范，它所体现出的已经是法律的或者制度的属性，而不全甚而不主要是道德的力量。因此，无论从形式上抑或从内容上它都已是法律。显然，在就道德与法律的上述分野达成共识后，我们将把一些“执业纪律”、“职业守则”，排除出本文所讨论的职业道德的范围。
在网上我们却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近期，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制定了《干警业外活动行为规范》，其中第二十五条并规定“本规范由院政工科负责检查落实”⑷。而福建泉州市丰泽法院同一时期也出台了《五个不得》规范，并在其中相应制订了一些诸如“黄牌警告”、“给予严厉纪律处分”的处罚措施。⑸这两个规范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均“是根据《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有关要求制订的。”所不同的是，前者赋予规定的是组织保障，后者所仰仗的却是制度方面的力量。
在这里笔者无意于就上述这两个规范内容的妥当性提出质疑，而制订相关纪律条例以管理队伍的作法似亦无可厚非。但是，从行文看来，两个规范显然都具有贯彻实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初衷。也就是说，正如一种观点认为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在实施上还欠缺一些刚性。“《准则》具体规定了法官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对“不能做”没有制订具体的惩戒措施……这是《准则》的不足”⑹，因而，“为增强《准则》的可操作性，便有必要制定相关惩戒措施”。而在笔者以为，正是这种认识和作法反映出了某种道德强制的危险倾向——如果说它还没有真正犯下道德强制之错误的话。
《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毕竟不同于《行为准则》，虽然其间的很多内容在笔者看来可以且有必要以《行为准则》的方式赋予其强制拘束力。但它同样还有部分内容是着重于内在调整的，无法加以外化或者量化。况且既冠之以“职业道德”之名，就应当局限在道德的范畴中发挥作用。否则有“名不正而言不顺”之嫌。此外，《准则》系由最高人民法院制订，从法理上讲并不具有法律法规的效力。而如果将《准则》中的规定作为对法官实施惩戒的依据，则会同《法官法》第八条第（三）项之“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处分”规定相抵触，从而导致《准则》本身无效的后果。显然，这在逻辑上亦不足以自洽。
从本质上看，道德是把善的意志作为其要求对象的，它所倡导的实际是人心而非行为。在道德所由立足之处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在界定了是非善恶而外，却并没有取消人们选择恶的自由，于是善的内心在这种自由的选择中得以彰显。而如果走向道德强制，实质就是以强制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由此将导致道德本身流于形式而与行为人内心意志相脱节，并有可能带来普遍虚伪的产生。故而，“过分地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变得如同法律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取消了道德，磨灭了人们的道德意识，把所谓德行变得徒具虚名。”⑺
当然笔者并非对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道德法律化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竟合的现象视而不见。如前所述，甚至《准则》中亦有许多规定对于法官从业行为是起码的，因而有必要依法定程序使之法律化或制度化。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毕竟是如此不同，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与礼、法历史上就纠缠不清的国度里，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中国法官比之其他一些地域的同行们本就背负了过多法律之外的承载（例如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并因此而在一定程序上丧失了其应具的超然地位。那么，如果再加诸内容本就有些漫漶不清的道德强制，会不会使得法官们从此就更加如履薄冰呢？——毕竟，司法改革作为一项综合工程，其主体之一就是法官，因此少不了法官的主观努力以至大胆创新——或者，会不会使得我们本就不甚坚强的法官职业保障和身份保障制度更加流于形式呢？
当然，事实远未严重到这种地步，前景也并非必然如此。但，对这样的可能性保留一点清醒的认识，这在笔者看来却并不能说是杞人忧天。
二、防止道德教育泛化。
道德着重于对人内心信念的调整，因而道德教育也就成为构筑一定道德体系最为基础性的手段。于是可能会有人认为，随着《准则》的颁布，只要以《准则》内容为纲要在法官群体中不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依靠这种日积月累，一个良好的并能得到严格遵循的法官职业道德体系将会是水到渠成。当然，这种持之以恒的观念灌输其效用不可轻视。但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因而“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⑻。在这一意义上说，审判实践和生活实践才是法官职业道德形成的基础。而那种自上而下的观念灌输，在大多数情形下只能让法官们认识到，什么样的职业道德观念是被最高法院所要求的。
那么，怎样保证法官们在自己审判实践和生活实践中累积所得的职业道德观念契合于《准则》的要求（无疑，这是我们构筑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重要目标）？甚至，怎样保证法官们在可能的选择中一体从善，从而将良好的职业道德追求化成自己的内在需要？以及，在不断变迁着的观念冲击下又如何保证法官们的清醒和坚定？
我们可以看到，《准则》在法官的独立性、中立性、超然性和智识素养等方面体现出浓厚的西方法文化背景。某些方面甚至同我们的现行制度实践有所不容。因此我们要移植的就不仅仅是几个关于道德要求的条文，还应包括相关的理论体系，配套制度。比如，捍卫审判独立不仅应是对法官的职业道德要求，而更应当成为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刚性的职业保障制度使法官们有所倚仗。否则，漠视法官们可能付出的惨痛代价，这既不人道，也势将导致法官们产生对权力（而非权利）无条件的服从意识，并视之为当然的“道德”。比如，在一个习惯于将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动辄追问“立场何在”的环境中，法官们优先考虑的将是“立场问题”，“中立性”之缺位乃势所必然。再比如在一个业务经费、收入均与地方利益攸关的社区中，要想法官们有意识保持自己相对的超然地位恐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将法官混同于普通公务员实施管理，尤其是以行政化的思维指导审判工作，将极大弱化审判工作中应有的对法官智识的挑战，在禁锢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亦将无法提升法官的整体智识素养。——在对我们建国以来法治实践的种种反思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文化和制度实践上的种种背离之处，导致了我们的法官普遍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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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单纯的道德教育甚至不能保证法官们职业道德观念的科学性。
其次，认识到“什么是道德要求的”并不一定会导致道德的行为，这里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将对良好道德的追求转化为行为人的内在需要。毕竟，道德也只有在行为主体将其内在化时才真正生效。尤其在人们对法官职业提出了比之社会平均道德水平为高的要求之情形下⑼，这一点尤其显得重要。依笔者看来，有两者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高度的职业尊荣感，其二是职业内部的高度同质性。
高度的职业尊荣感将保证法官们精神上的自足，从而有力地抵御外界之影欤???岫ㄆ涠懒⒌募壑底非蟆２⑶沂沟梅ü倜遣辉阜牌?钟兄耙档募俣ǔ晌?赡?，于是与职业相联系的道德追求便成为从业的当然内容。更重要的是，高度的的职业尊荣感必将附带产生致力维护共同职业形象的内在动力，而这正与法官们应具的道德追求不谋而合。但是，职业尊荣感并不能凭空产生，它需要高于平均水平的且稳定的经济收入以维持体面的生活，需要庄重的办公环境，相对舒适、便利的办公条件，富有挑战的且能给人以成就感的工作内容，社会普遍的对他们职业群体的尊重（当然，这尊重不仅将源于他们手中的赫赫威权，更还将来自于对他们整体学识和能力的景仰，且这种景仰只能依赖严格的职业选任机制来保证）。
职业内部的高度同质性在这里是指法官从业人员的教育背景、知识背景和生活背景的一致。毫无疑问，这种高度同质性将促成从业人员价值观念的同一，从而极大的推动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建构。同时，相似的教育背景和生活背景所带来的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大体相近，将使得对业内人员高下的评判标准更多的倾向于道德内容，共同的职业团体利益也使同行们更为注重对共同的职业形象的维护。并且，就道德而言，较之外界监督，“来自同事的否定评价才是毁灭性的”⑽
因此，单纯的道德教育同样不能保证良好的道德追求能够当然成为法官们的内在需要。
而法官职业道德在中立性等方面有着与公众道德不同的特点，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法官职业活动中的道德冲突。例如很多时候公众道德要求我们嫉恶如仇，而法官职业道德却强调对诉讼各方（包括刑事被告）的平等对待⑾。此外，移植于西方的一些法律制度在很多时候将面临传统道德观念的挑战，且往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挑战因传统道德与职业道德的混淆而演化为对法官个人办案的道德责难，就会动摇法官们依法办案的信念。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越来越多的人将对财富的获取视为个人人生价值的标尺时，如何避免这些观念对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冲击亦是重要课题。在这些方面，我们同样需要社会公众对法官职业特质的尊重和认同，甚至是一定情形下的宽容。同样需要物质、制度和文化诸方面综合的投入。
在上述对道德教育泛化之危险的简单论证中，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它与道德强制之间潜伏的联系。表面看来，二者是各自走向一个极端。但二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根源：即在法官职业道德的构筑中，二者都忽略了法官作为其间主体的作用。事实上，正是怀疑法官在其职业道德追求中的自觉性导致了道德强制，而正是漠视法官在其职业道德构建中的能动作用导致了道德教育的泛化。
危险的根源既已凸现，避免危险的路途便不言自明。
三、对本文的检讨
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在时下是一个很流行的话题，要在其间作出有价值的思考确已显得艰难。并且，对道德本身的思考势必要超越道德的境界以寻求新的价值坐标，这在冯友兰老先生看来，就须得深入到哲象的领域了，或许仅此还显得不够。于是在草就本文之际笔者一如从前地痛感到自己理论储备的贪乏。在这里我大胆提出了要避免法官职业道德体系构筑中的两个可能的错误倾向。相比之下，对道德强制的分析更深入，这方面由于有历史上的若干教训，相信大家会有更多体会。而对道德教育泛化的倾向，在笔者看来，这更多的涉及到的其实只是一些常识，因而对此的展开也并不充分。当然，即使是常识有时也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过去了，所以适当地提及亦有必要。最后关于道德强制和道德教育泛化的认识根源，可说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但其引出却略显得突兀 ，这或是本文最重要的缺憾。
法官职业道德的构筑是我们司法改革中的重要课题，其成败也将直接影响到司法改革的成败。确然，《准则》为我们构画了一个科学的，令人鼓舞的蓝图，但即使有了各方面的投入和努力，这蓝图的实现仍须法官群体付出艰辛，甚至是巨大的牺牲，或许，由于路途的漫长，甚至大部分牺牲亦会显得寂寞。但那样的境界值得去努力。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⑿，笔者不但心向往之，亦深信这样的付出最终会有所回报。
注⑴：《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P259
注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P15
注⑶：可参见http：//www.yxfq.com / rsbw /0194.htm
注⑷：见 http://www.hp.gov.cn/hpfy/gzzd/ ywgf.htm.
注⑸：见 http://www.qzweb.com.cn/gb/content/2001-12/26/content--368858.htm .
注⑹：《建立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惩戒程序》 黄天优 人民法院报 2002年8月31日第3版。但在笔者看来，最高法院在《准则》中未规定惩戒措施，或正是出于避免道德强制的考虑？
注⑺：《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梁治平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P273
注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P133
注⑼：这一点从《准则》的内容上可以看出
